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德治理念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社会格局中,以儒、法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都以政治谋士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虽然在理论上,以儒家为代表的理论派强调主要使用先王的传统规范(儒家习惯法之"礼")来治理社会,以法家为代表的实践派强调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成文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层面,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各国都普遍选择以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秦及汉帝国逐步形成的"齐民制"和"家产制"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秦汉根植于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整合模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通过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中各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体现。尽管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坚持忠于原著的翻译原则,但由于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个人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对原著的翻译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写。     

上海构建全球城市软环境与硬环境保障力研究

到2050年建成全球城市是上海的发展目标.要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必须构建强而有力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和相应的软环境与硬环境的保障功能.因此,在构建和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进程中,强化城市软环境与硬环境的保障能力显得必要和迫切.笔者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推进思路和路径,保障上海实现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     

未来30年上海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研究:趋势与制约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上海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需求正逐渐由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向综合性战略资源配置能力转变.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后,随着城市转型的发展需要,除了满足经济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外,吸引国际组织或机构,争取国际话语权也是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应有之义.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真：一种意义理论研究

真理论的传统分类难以一致地处理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在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视角下,主要代表人物的真理论思想可获得更为合理的归类与解释,同时我们也能获得对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的更深洞察,得到逻辑一元论的结论。弗雷格的逻辑理论在所指维度揭示真谓词,是一种关于先验真的理论。通常的真理论只是在语力与涵义维度上解释真谓词。真是在动态权衡后被背景模型下的理论接纳。从这种真概念,熟知的符合论、融贯论与效用论可得到兼容而充分的阐释。     

亲子否认原告资格的司法困境与纾解路径——基于利益衡量的视角

多数学者在理论层面将《民法典》亲子否认之诉的原告范围解释为法定父亲或母亲,但实践中法官通过能动适用司法,已经出现诸多承认生父原告资格的裁判。当法定父亲未与子女建立实质家庭关系且丧失抚养子女意愿时,承认生父原告资格既不影响婚姻家庭稳定性,与未成年子女、婚姻双方当事人以及第三人利益也不存在冲突。因此,经DNA鉴定确与子女存在血缘关系的生父,若能提供证据证明子女在原家庭生活中可能遭受合法利益损害,并确有与该子女建立社会家庭关系意愿时,承认其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为平衡多方利益与兼顾法律衔接性,生父提请诉讼时,子女未满八周岁的,应征得子女母亲同意;已满八周岁的,应征得子女及其母亲同意。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