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高新企业聚群的喜与忧

从不同地区产业发展特点来看，北京地区利用人才优势。可能会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研发基地；珠三角在产业结构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仍然会以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制造见长。但同时会增加研发和孵化的比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链较长。成为集研发、生产和孵化基地为一身的核心发展地带；中西部地区在总体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虽然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尚小。但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并具有较高的自主研发能力和高附加值的特点。这四大企业聚群区虽然有各自的资源优势和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之问仍存在着竞争。珠江三角洲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     

欠发达地区如何应对新闻“歧视”

在出现的“负面报道”中，有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有些是被炒作夸大，但终归都是一种危机。作为地方形象的代表和守护者，政府此时一定要全力扭转形势，防止恶意炒作，地域歧视、谣言散布等因素造成的危机扩大。     

中部城市群“出招”

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以后，中部四大城市群将上演怎样的风云际会？四大城市群能否顺利探寻到撬起自身的“阿基米德支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在城市群新的一招一式中精彩呈现。     

现行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现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给西部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对西部地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排除负面影响，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步伐，使西部经济早日腾飞，必须完善现行税收优惠体制。     

青海农牧区农村协商治理的现状、因素及对策——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协商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乡村协商治理作为基层乡村群众的民主实践和有效治理制度的探索,不仅是社会主义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地协商治理发展不均,青海乡村协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较为显著,主要表现在村民主体缺乏协商意识和能力、基层农村的社会组织疲软无力、协商治理制度匮乏等方面。因此,解决青海乡村协商治理中暴露的问题,加快完善乡村协商治理体制,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青海基层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越是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或促进村庄发展,受到邻居朋友影响越大,闲暇时间越多及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就越愿意参与治理。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受邻居朋友影响越大及闲暇时间越多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实际治理行为。此外,农村居民距集镇越近越愿意参与治理,居住越久越会产生参与治理意愿和实际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治理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     

团结性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逻辑理路

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频共振的重要举措。肇始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其历史演进与国家推动密切相关。在理论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国家整合的诉求表达和实践效应,并凝聚着民族团结、社会团结、整体团结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团结性整合”的国家政策。在实践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呈现出以党和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一核多元”主体构造特征,并通过政府间整合、行政吸纳社会、政党统合全局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整合能力,进而实现政策期望。“团结性整合”的逻辑阐释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理论拓补与政策完善提供一个新视角。     

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与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创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今后一段时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民族工作的关键,其中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的完善与实施是民族地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视角,深挖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论证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法理基础,探索民族地区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精准执行、监督检查等法治保障措施,推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一道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