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非乐府论

《古诗十九首》并非为入乐而作、用于表演和传唱的乐府歌辞,而是文人经过深思熟虑创作的五言徒诗。它的创作原则重义不重声,依赖自身的结撰技术生成文本,不为合乐的目的服务。它的组织风格以精密、集中、浑融见长,不符合乐府所要求的繁音促节、回环往复之美,不适合协律入乐。与乐府表演性、公共性的传播特点不同,《十九首》戏剧性弱化并转向个人化的抒情,不适合在公共场合传唱。与乐府外在形式的音乐性不同,《十九首》以其技术手段和组织功夫获得了内在的抒情节奏,并结合用韵和对偶从另一个方向弥补与强化诗歌的音乐性。     

技艺与迷狂——柏拉图《伊翁》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对观

在诗歌创作来源问题上,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说"与其老师柏拉图的"迷狂说"针锋相对."迷狂说"主要来源于柏拉图<伊翁>,"技艺说"则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本文试图重新回到文本本身,对观<伊翁>和<诗学>,从两个文本内在的情节论证及相互间的回应辩难,重审这一议题.     

论诗绝句的集成与绝唱——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的批评史和文体史意义

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系统清理和记载岭南诗人诗事及有关史事,表现出明确系统的载记乡邦文献、传承地方文化意识;对某些珍稀文献和重要史实进行准确记录和中肯评述,留下重要的文献线索,澄清重要的历史事实,补苴了以往载记之不足。《读岭南人诗绝句》还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批评观念：以爱古人而不薄近人的评判态度,力图全面详尽地展现岭南人的诗歌创作风貌;以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诗学评骘尺度,表现出对岭南诗人诗作某些核心价值的深度认可或期待;以通达的眼光和明确的诗史意识,对各派诗人与各种人物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以存人事与史事之真实;注意记载和考辨与岭南诗坛相关的非岭南人物或事件,表现出明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整体意识。《读岭南人诗绝句》是中国历代论诗绝句的一个精彩总结,不仅在岭南文学批评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堪称中国历代论诗绝句的集大成之作。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诗学视野下的朱陆思想分歧论

朱陆异同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朱陆诗学思想体现了哲学分歧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延伸.从文道观来看,朱熹认为文道既为一体又各有分际,而陆九渊则强调文道在本质上的圆融一体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理本体与心本体对本末关系的认知差异;从诗学观来看,朱熹融诗教于诗情,笃实守正,而陆九渊倡扬诗学个性,宽容新变,这与心性论的二元、一元划分不无关联;在以诗论道的层面,朱陆论学诗的内容则直接反映了读书穷理与务立本心的工夫论鸿沟.此外,朱陆诗歌美学对于儒家理想典范人格的推崇重点不同,也显示出朱陆德性践履思想的差异.     

李白到底有多大酒量？

李白的一生离不开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有了酒,天子在他眼中也就那么回事。在李白这儿,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过着“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的生活,逍遥无比。以至“李白斗酒诗百篇”成了中国人心目里一个最为动情和完美的故事。那么“斗酒”到底有多少酒？他究竟有多能喝？     

大师的风采

一、聂绀弩与钟敬文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黄埔二期学员：著名诗人、散文家：人们尊他为“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杂文家,红学家。晚年以一册《散宜生诗》轰动诗坛。     

壮族家庭伦理解析——循《布洛陀经诗》思想之流而展开

《布洛陀经诗》不仅是壮族麼教的一部经典代表,更是壮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经诗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既来之于壮族人民的实践又渗透并指导着壮族人民的方方面面,它集中体现在解决以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冤仇上。笔者试图通过对壮族家庭伦理特质和伦理原则的挖掘,突出"家和万事兴"是壮族人民家庭和社会观念中最重要的主题及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陈澧的诗学观念及其学人之诗

陈澧在诗论文字中拈出的"清"范畴,在其诗学观念中占有显著地位。陈澧既喜欢在诗学批评中使用这一范畴,自己的创作也注重在"清"上下工夫,所作每多缠绵悱恻之音。陈澧身丁衰世,作诗又深受岭南传统雄直诗风的濡染,因而另外有一部分诗歌清劲峻峭,意趣盎然,并且直接影响、渗透到他基于学人修为而创作的作品。这部分学人之诗,主真重变,强调理性思致对创作过程的掌控,却并非以取材博者为尚,也不是以学问为诗材,因而不尚雕刻,也不欲显豁,代表了晚清学人之诗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