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

"认同"与"认异"相对。简单地理解,"认同"就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将自己从心里上、精神上、行为上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人有多重身份,群体也是如此,因此会导致多元认同,诸如家族的、地域性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等等。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这些认同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关注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浙江桐乡“并家婚姻”策略的人类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膨胀的人口,政策执行较为彻底的地方,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的核心家庭增多.21世纪初,不愿采取嫁娶婚或赘婿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突破传统婚姻形式,采取且称“并家婚姻”的形式:可称作不嫁不娶,两个家庭按婚前协商好的顺序,均为新人办酒席、备婚房,新的并家婚家庭与各自原生家庭组成“多核心组合式家庭”.婚后维系双边亲系,双边继嗣,双边居住,双边“奶奶”称谓,及承担双边父母的养老及财产继承等.“并家婚姻”既是传统父系家族主义的变通性适应策略,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韧性,又对当下新婚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老大嫁作商人妇脱却红妆入空门——女尼谷虚生平考述及其与祁氏家族女性交游探析

明末清初以商景兰为领军人物的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群体.女尼谷虚作为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重要交游对象,对她们的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相关材料,考证谷虚的俗家身份,勾勒其生平,同时探析谷虚与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交游情况.     

老大嫁作商人妇 脱却红妆入空门——女尼谷虚生平考述及其与祁氏家族女性交游探析

明末清初以商景兰为领军人物的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群体。女尼谷虚作为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重要交游对象,对她们的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有重要影响。本文根据相关材料,考证谷虚的俗家身份,勾勒其生平,同时探析谷虚与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的交游情况。     

日本企业“家族主义”经营模式形成的伦理原因及伦理功能

“家族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并非日本独有,但其却是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这种延续性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它不仅对日本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国民精神、企业伦理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嬗变

建国后的30年间,村落家族文化几经冲击而有所变异,但其血缘秩序的本根并未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促使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群体性质的血缘关系日趋松懈,家庭规模呈逐渐缩小之势,辈分等级秩序逐步被平等性、法制性所替代;族居方式的地缘关系大为削弱,族员的流动性、杂居性与聚居性交相并存;新的业缘关系逐步生成,村落家族结构日趋消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总体上呈逐渐削弱、消解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些地域和某种基质的变化程度则存有较大差异.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并非是对其一概排斥,而是革故鼎新.     

文化视域中的美、日、中企业伦理比较——以处理群己关系的价值观为中心

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日本文化中的集团主义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家族主义分别对其所属的企业伦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相应的企业伦理模式。从处理群己关系的价值观角度看,三国的企业或者强调个人利益,或者强调集团的利益,或者强调家族的利益,不一而论。克服家族主义企业伦理模式所固有的消极因素,借鉴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伦理模式与日本的集团主义企业伦理模式的积极因素,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要求,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企业伦理模式,是采用家族式管理制度的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新农村建设中的家族犯罪问题探析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的稳定,威胁着农民生活的安定,同时也影响到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在农村犯罪现象中的家族犯罪问题在近年来出现得越来越多,家族犯罪非常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我们要针对农村家族犯罪的特点及形成原因采取正确的措施来防范和抑制新农村建设中的家族犯罪问题,保证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眷恋--重读老舍小说《四世同堂》

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抗日战争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小说独特的文化视角一方面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效果,同时又带来了一定的艺术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