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喜欢京剧

笔者是个京戏迷,接触京剧几十年,最开始对京剧仅仅是好奇,现在却是痴迷狂热,更爱看演绎天伦悲欢的家庭题材的戏目。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冯积岐小说论(上)——在回忆中凝视故乡

冯积岐所秉持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姿态,其写作方式及其作品所再现的生存经验与某一时期的写作主流是疏离的,他所讲述的"西部"也和主流批评界所想象的"西部"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他的写作价值并没有被文坛、主流批评界、大众读者所真正认可.当代文坛存在着大量的像冯积岐这样的地方作家,他们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写作经验比较特殊,同样没有进入主流批评家的视野,在一种时代的"共名"状态下,他们的创作与存在往往被忽略或遮蔽.本文以冯积岐为个案,试图把一种地方性写作纳入自己的考察视野,其意义在于考察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如何与人类共同的生存经验和记忆相链接,并以此反思当代文坛和批评界存在的问题.     

母题、情感与命运：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研究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相似的自然生态“灾难”、记忆“家园”迷失和文化身份“寻找”母题,是特定时期大众所思所愿的银幕投射;传播了基于人性和生活角度的共有情感,并通过正向情感体验达成更为紧密的联结;蕴藏着全人类共同的“出走-回归”式命运,指明异于西方“普世价值”的时代方向。因此,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展开双向互动：前者在实践过程中为后者赋能,成为弘扬价值观念的有力载体;后者则在价值层面指引前者,促成电影创作和传播实践的升维。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     

英语句法变异的语用分析

变异是违背常规的一种表达方式.句法变异是英语语言变异的形式之一,它常被用于文学、广告、新闻等语篇.句法变异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语义搭配变异、偏离语法形态规则、句法结构残缺、语序颠倒或混乱等,其目的在于达到陌生化的语用效果.     

视角的陌生化和边缘人的倾诉--论《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形象的意义

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以班吉为叙述人是对现代小说艺术形式的一次积极的探索和实验.白痴视角的选择,使作品中的意识流描写更为客观化,并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作为被排斥的边缘人,班吉的叙述是一种倾诉,本质上是一种对爱的吁求.它不仅试图表达南方人郁积的情感,还体现出福克纳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思考.班吉形象对福克纳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主题选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题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

以中国题材的无产阶级作家为研究对象,将一生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作品、在战争期间对战争避而不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与受到打压后迅速放弃无产阶级理念的文学家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这些作家对于人物形象描写的异同,发现其创作虽然关注了中国劳动者阶层和他们的生存现状,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续集电影的片名策略及其市场效应研究

以续集电影为研究情境,探讨了电影制作经营方如何通过科学的电影续集片名策略,来提升观众的观影意愿和电影的市场表现.通过两个消费者实验和美国电影市场1960年～2017年的电影数据,研究发现,续集电影采用文字片名策略(vs.数字片名策略)会促使消费者有更高的观影意愿,想象可达性发挥中介作用.但是这一关系受到电影题材的调节,前瞻性题材的续集电影使用文字片名策略会产生更高的观影意愿,而回溯性题材的续集电影使用数字片名策略会产生更高的观影意愿.对影视产业如何采取不同的续集影视片名策略,从而打造影视知名品牌提供了战略启示;为更广泛的文化产业的品牌营销也具有战略借鉴意义.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