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及审美演变——从《乔厂长上任记》到《那儿》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乔光朴”式的强烈民族文化认同,中经“印家厚”式的家庭伦理认同,“康伟业”、“林珠”式的跨国文化认同,“吕建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最终发展到“朱卫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的危机及宗教式认同.“改革题材小说”中文化认同的蜕变使作品的审美品格经历了从悲壮、情调叙事、悲凉到悲剧的演变.然而这样一种历时的、被动地依据时代和社会变革书写文化认同的方式体现了“改革题材小说”的缺失.《古船》以史诗般的审美风格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构建必须纳入到对自我与现实的双重超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并不失文学审美特质的综合性思考框架之中.     

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明宗室女词人朱中楣词初探

朱中楣为明宗室之女,也是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特别的身世经历一方面开阔了她的生活视野,一方面也使得她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宽广的题材,从而造就了其词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独出一枝,值得为之一书。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偏差探源

俄国形式主义出于对传统文学研究的不满,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并以“陌生化”作为解答。以陌生化概念解释文学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甚至荒谬的结论。而追述渊源,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源于现代语言学的差异论与二元对立思想。     

“前景化”理论与文学翻译

"前景化"这一概念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它指的是不同寻常地运用某种手段来突出某一文本的一个元素或特质.前景化现象在文学语言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文学文本翻译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充溢于原文本的"前景化"手段在目的语中是否实现.文章讨论了前景化的发展历史、表现形式及其译者在充满前景或陌生化的文学文本中应如何穷尽语言的表达力,挖掘可译性潜势,保持原文本的异质性和新奇感.     

传播视域下新世纪贵州文学主体意识论

21世纪贵州文学创作取得了较大发展,涌现了一批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但总体上受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和题材选择偏狭方面的制约,难以助推整体的贵州文学产生更大影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贵州文学传播主体即作家群、文学刊物主管单位、文学传播机构及媒体策划人主体意识淡薄.要在传播活动中扩大新世纪贵州文学的影响力,应从“理解力场”、“内外有别”策略、“形象整饬”和“自我指涉”的效果反馈四个方面来建构和强化主体意识,使新世纪贵州文学更好地塑造“新贵州”形象,推动文化更快地发展,从而服务于贵州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     

试析《四川好人》中的陌生化效果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在其《四川好人》一剧中得到充分运用,成为该剧在艺术上最主要的特色。用楔子、插曲对舞台上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价;用插话、引述直接诉诸观众,破坏戏剧幻觉;双重形象、虚设人物的设置显现剧作家的叙事意图;别具一格的收场白引导观众进行对剧情理性的思考。种种陌生化手段的运用,把众所周知和显而易见的东西陌生化,更充分更深刻地表达作者的寓意     

《尤利西斯》的“陌生化”解读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素有＂百科全书＂和＂文体学大全＂之美誉。用陌生化理论来分析这部作品有助于加深对小说的语言特色及主题的理解。从全知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三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和词汇、语音、语法和语域的语言变异两个主要方面对该作品进行陌生化的解读,以期待更深刻地领略到这部经典之作的文学魅力。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文学翻译中陌生化的连贯重构与文学性的传承

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是由其文学性来决定的。文学性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而文学性是由语言形式陌生化的策略性选择来实现的。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传承就意味着对陌生化语言形式的传承。陌生化语言形式的识别与连贯重构是原作文学性传承和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大众传播中的历史再现与民族认同——对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历史作为电视剧的热门题材一直受到媒介机构的青睐以及受众的追捧。而随着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塑造并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开始逐渐为相关机构所重视。通过文本分析可知,在对众多意识形态话语的打造中,构建并确立民族认同是电视剧试图通过影像历史达成目标的难点所在。与此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其他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应该怎样理解历史再现时虚实交错的暧昧,以及媒介机构与受众在意义的传播过程中分另q扮演了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