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回购挪用行为民事责任论略

国债回购挪用行为是加害人盗用权利人的债券、客户保证金进行融资操作获得利益或者利用权利人的债券进行虚假国债回购而套取资金操作,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国债不当行为。国债回购交易中的证券公司、登记结算公司、客户等都可能实施该类侵权行为。对国债回购挪用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行为主体违法的加害行为要件、损害后果、国债回购挪用行为和损失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过错四个方面。国债回购挪用行为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制度设计要贯彻投资人权利保护原则,国家在制度设计方面要公平合理,避免制度性侵权。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

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内容.20D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我国公司法立法史上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然而,<公司法>确立的公司法^^格否认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行为要件的规定不具体;主体范围不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够合理;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充分;赔偿范围不全面;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过于严苛等.完善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完善立法,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趋于完整,完善对公司进行规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建设,在<破产法>中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制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明确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案件的管辖;举证责任;当事人及债务承担方式;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注意把握的原则等.     

经济伦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作为文化存在的经济伦理在实践有效性方面存在"目的一工具"的价值难题、经济伦理规范的有效性难题、经济伦理制度化难题.经济伦理实现其现实可能性必须超越这些难题,为此,经济伦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经济伦理作为规导经济行为的文化手段必须以目的性价值为导向;必须既要反映与维护客观经济伦理又要体现人类的价值追求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必须成为经济活动领域及相关领域的一种共有信念.因此,经济伦理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这种有限性还表现在经济伦理可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也是需要限定的.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客运承运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我国法律规定,旅客运输承运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于其成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合理限度却只做出了抽象规定。承运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成立必须以合理限度为根本适用准则,从义务内容、认定标准、义务主体等多个方面设定量化标准评价义务的合理限度。在责任承担上,则应遵循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在客观化的前提下认定赔偿责任。     

从营业税规则演进看税收要件的明确化及稳定性

我国1950年以来营业税规则演进史,特别是近5年约400件营业额课税规范性文件,彰显了税收要件向明确化及时效性发展的特点,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应当从“模糊化”向“明确化”、从“时效性”向“稳定性”转变。“营改增”使得税收要件稳定性强化,但是其并不必然促进税收要件明确化。虽然“营改增”即将完成,但是其税收要件明确化及稳定性的演进史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及税收法治提供了现实参考及诸多启示。     

草根民主:内涵、限度与提升——村民自治的政治学思考

发韧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村民自治,由于固有的乡土气息及其内在的民主选举因素,被学人们称为草根民主.本文主要从内涵、限度和提升三个方面对草根民主进行历史回顾和理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草根民主的未来发展前景.     

从罪刑法原则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缺乏具体的行为方式,使此罪的规定充满了模糊性。近年来,该罪的适用有滥用之嫌,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到社会管理秩序领域,危险方法的方式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     

大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在高校教育中的现实建构分析

本文通过解析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如何选择建构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来发挥学生的自主管理作用,引导大学生的个体意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发挥最大积极作用。同时分析进行大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培养的实践形式以及所应注意的限度。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

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户及其对土地程度不同的依赖和存有差异的流转意愿是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在农村推行的社会基础,再考虑到这些农户在我国宏观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农户家计就为土地流转划定了应然限度.资本下乡流转由于其自身特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对绝大多数农户的家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维续的前提下,对于这种流转模式必须谨慎对待.而完全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的要求较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