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英汉互译中的音义对应及其可译性限度

声音、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在翻译时力求音义对应是实现等效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英汉语音在结构、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也使音义对应有一定的限度.     

从限度论看规则道德建设的绝对重要性

2 0世纪对 2 1世纪的潜在性塑造 ,集中表现人的生存的实利主义化。实利主义泛滥是与”哲学的终结”相呼应的 :哲学孕育和滋养了实利主义的普世化 ,实利主义又反过来把哲学逼向了自我终结的边缘状态。人类哲学之最终倒向实利主义的怀抱并成为实利主义的牺牲品 ,在于哲学自身的无限度性。从终极意义讲 ,无限度论哲学思想促进了实利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道德方向。要使人类重归道德生活的道路 ,必须在无限度论哲学终结之处重建限度论哲学思想 ,并以此为精神基础 ,创建起促进人类普遍地道德生活的规则道德。致力于规则道德建设道路的开辟 ,则是 2 1世纪人类普世性公正伦理全面探索的开始。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论纲

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既可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也可以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从发展历史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可谓是昙花一现，但它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府学的影响却极其深刻而广泛，但迄今为止，中国这者还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过专门研究，因此，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角度来说，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尤其是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安全底线——商业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法律界限研究

中国商业银行日益突破传统的存贷业务,开始经营理财产品等投资银行业务.而相关商业银行法规仍然建立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对混业经营创新业务的风险防范明显不足.为了保障储蓄业务的安全,必须解决在混业经营中商业银行究竟“从事哪些业务才是安全的,不能从事哪些高风险银行业务”的问题.次贷危机之后,西方纷纷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核心思想正是加强对商业银行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目前中国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务处于缺乏法律规范的发展状态,应当吸取“结构性改革”的有益经验,划定商业银行应当禁止从事的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的范围,明确法律界限的“双重维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大学章程在大学法人化治理中的价值向度与法律限度

大学章程通过对举办者、办学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志与权利进行确认,并对各相关权利主体进行制度性的规约,起到了理性化的价值引导与依法治理的保障作用.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大学章程能不能被视作一种法律,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需要理性地审视.研究以中外比较、历史比较、现实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及其限度.大学章程需要基于“自主管理”的诉求,以“共治”的方式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法治”化,以期实现大学的本质价值追求.     

公益诉讼中调解制度适用的发展与思考

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可以提高公益诉讼的效率并兼顾被告的利益,同时,将调解运用于公益诉讼案件的系争可以实现灵活、高效、低成本等多个价值,面对付出很大经济代价后仍旧面临不确定的判决结果,诉讼调解是很好的选择。公益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运用要以原告拥有完整的诉权为基础,遵守限度原则与设立"同意判决"制度,是对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特殊模式的考量。     

资本主义城市化格局下西方社会正义理念的空间限度 ——从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批判的中观视角谈起

以资本地缘性积累与区域性集中为前提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其政治格局的建构必然服从资本逻辑的空间性规划。故而，用于维系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社会正义法则，将成为推动资本实现地理性最优配置并攫取最大利益的制度性手段。鉴于此，大卫·哈维立足于城市内差异性分布的不同群体在空间定位层面的冲突、城际间因资源恶性竞争而造成的政治张力以及国家机构之于城市总体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以及三者同资本空间性生产与分配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剖析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浪潮中，社会正义失范的内在病灶。并指出，其实质毋宁是以资本“物”的尺度为出发点，而营造的城市空间图景，将资本循环的一元霸权凌驾于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之上，从而使原本属人的正义概念异化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性策略。如此一来，具有普适意义的正义准则就囿于资本逻辑的狭隘限度当中，并于地理学维度成为钳制个体享有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直接诱因。     

从“反杀型”案件看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判断标准

关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着“必需说”、“基本相适应说”和“相当说”三种不同的主张，但由于“相当说”理论根基的不稳定性和具体标准的模糊性，目前主要是“必需说”和“基本相适应说”之间的争论。结合正当防卫的立法目的、公民发动个人防卫权的必要条件以及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秉持有利于防卫人的价值立场等参考因素，成立防卫过当必须同时满足“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要件，而且行为要件是更为前置性的判断因素（二分说）。据此，“反杀型”案件是否成立正当防卫的司法判断需要将防卫行为是否具有必需性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防卫后果的意义退居其后，“唯结果论”的实践做法亟须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