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正式化限度与非正式组织

效率机制驱动组织的正式化发展,但由于组织管理中人的因素的存在,组织的正式化必然存在限度.非正式组织伴随正式组织产生,而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又制约了组织的正式化发展,影响了实际的正武化程度.组织的正式化存在限度,从组织层面看,是组织社会性的特点决定的;从个人层面看,是组织成员具有双重人格决定的.人本管理正是寻找正式化与非正式组织的平衡,通过对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管理来把握组织的均衡发展.     

市场经济自由的限度及制度调节——经济哲学的视野

市场经济方式所表征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自由。各种市场主体具有独立自由的地位,并在统一平等的规则约束下进行自由竞争,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自由存在着特定的历史限度:经济平等与社会整体发展是其共时性限度,历史存在的非永恒性是其历时性限度。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自由进行制度调节,这就要坚持制度调节的人民群众整体的福祉优先的正义原则,对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作出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安排,严格划定资本自由竞争的正当界限,建立把资本自由竞争的收益转化为有力促进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分配制度。显然,实行这样的制度调节,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伴随着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刑法解释理论.罪刑法定主义其解释学理念在于:一则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了刑法文本之本体论意义,从而即决定了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再则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提出"合法性"要求.然而,罪刑法定主义自身的价值困惑,罪刑法定原则带给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困惑,不仅阻却了罪刑法定理想的完美实现,亦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陷入困境.因而,反思罪刑法定主义之合理性、论证罪刑法定原则之可行性,就成为刑法解释理论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起点.     

和谐文化之可能及其限度

社会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因而寻求社会矛盾的根源、谋求社会的和谐都必须立足于生产关系。忽视这一点,无异于漠视或纵容社会矛盾的积累。而今中国社会之和谐文化的建构,不仅存在着现实可能性,而且也存在着限度。     

论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

一切政府权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但目前学界热衷于对权力运行的法律限度的研究,忽视了对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的研究。事实上,权力运行不仅仅是法学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权力受限的动因在于权力本身存在的道德悖论。从伦理学视角看,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性的,即权力必须为公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是消极性的,即权力要防止被滥用和误用。权力运行只有遵循伦理限度,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的至善力量。     

根治当代灾疫的社会学思考（中）

在当代境遇中,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灾疫之难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在重建灾疫防治的伦理认知体系基础上,全面反思以人类中心论为价值坐标、以科学理性为思想认知模式、以物质幸福论为目标追求、以傲慢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的现代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抛弃地缘主义生存观、无限掠夺行动模式和惟经济主义发展方式,重建有机论世界观、全球生态主义、限度再生观及其行动方式,重建以自然法则和人性引导政治的生境主义政治学及其实践模式。     

人的骄傲与人的限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三组“合唱歌”释义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俄狄浦斯王》的“第二合唱歌”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第三合唱歌”,分别表达了“奇异的人”应当遵奉神圣正义和人世法律,人的骄傲应当服膺于虔敬,人的限度关联节制和审慎等议题.从整体上看,这三组“合唱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的咏唱,呈现了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伦理奥义.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