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性变迁:理解中国乡村变革生发机制的一种阐释——从农村社区建设事件切入

与传统内发和自然生长的社区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一种计划性或规划性社区,体现了国家由外向内进行整合和理性建构的特点.在乡村社区分化及认同流失的条件下,政府在规划性变迁中的主动性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不过,政府主导的规划性变迁方式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新一轮农村社区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重新认识与定位,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式和机制.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贤能政治:意义与限度

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联系.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     

招商引资:上海经验

走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大包大揽”的误区 ,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和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上海市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由政府培育、扶持中介机构是推动政府招商引资职能转变的可靠前提 ,政府———中介机构互动是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可行模式 ,开拓多样化的招商引资渠道是提高招商引资绩效的可取途径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和谐文化之可能及其限度

社会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因而寻求社会矛盾的根源、谋求社会的和谐都必须立足于生产关系。忽视这一点,无异于漠视或纵容社会矛盾的积累。而今中国社会之和谐文化的建构,不仅存在着现实可能性,而且也存在着限度。     

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刍议

协商民主是一种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民主协商可以与公共决策相勾连.从民主协商的本真性旨趣与工具性价值来看,在公共决策过程安置民主协商可以提升决策质量,增加决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政治过程来看,协商与决策之间存在着填补的空白地带,需要通过协商范围的厘定、协商规模的设计,以及建立偏好转换、协商终止与意见聚合等协商机制,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     

业主维权获胜的出路在哪里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私有财产被压缩到最低限度那时,城市居民除了对日常生活用品拥有所有权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相应地,政府(具体来说是单位)对他们包括住房在内的一系列福利需求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满足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的福利分房逐渐淡出政策领域,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的主要渠道。从微观层面上说,房产私人所有权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延伸权利(如小区事务的知情性、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使侵权行为成为可能,换句话说,使侵权行为…     

论可持续发展的人文限度及其超越

可持续发展的主旨在于满足人类的整体需要,不断实现人类的整体价值.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不断处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互生互惠、和洽相处,这必须通过人不断调整自身(对自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来完成.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主体(人),在于主体的内在内涵的正确和由此产生的对象性活动(实践)的正确.而在主体的内在内涵中,与人类实践最基础的关联是其价值观,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有赖于人的价值观的转向(正确),有赖于社会的价值目标的正确,从而把发展看成是维持或增殖社会主体的能力而不再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物质成果的积聚;把发展看成是对人类(社会)整体需要的满足而不再仅仅是对"我的"或当下的"我们的"利益的满足;把发展看成是对人类(社会)精神的升华、自由度的拓延和人的全面性内容的持续获得而不再仅仅是对人(社会)的物性要求的满足.新价值观的这些内涵,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然而,方向和前景不等于现实,正像人不可超越自然而在现实性上与自然平等一样,人也不可超越现实的、具体的人和社会的存在去侈谈人与人之间平等、人的思想观念的"正确"等,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其自然限度,而且更有其人文限度[1].     

论选举民主的使命与限度

社会民主实践是精英竞取权力,群众选择政治领导人的社会政治过程,而选举则是这个过程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民主集中体现于公民的选举,可以说,选举就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