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特殊防卫权

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确立赋予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但是,诸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不存在必要限度,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存在必要限度,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对于正当防卫的条款排列不当。笔者对刑法第20条3个条款作了重新排列,既解决了诸学者的不同意见分歧,也进一步说明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合理性,并对特殊防卫的犯罪含义作了具体分析。     

长歌当哭之后——审美生存限度之考察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祭奠晴雯,悲痛的审美体验之后,却是失重的情感分量。审美生存的内在悖论发人深省。这一生存模式在美学史和当代语境中高标独领,长久以来寄托着人们对理想化生存模式的期望。它的基本原则包括个体化、感性化和自由化。考察人们对审美生存的沉思录,我们发现其中不乏质疑和批判的视角。综合地来看,审美生存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它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解脱之道;其次,它伴随着感性的沉迷;最后,它指向对痛苦的疏离。     

论大学自治的限度及其张力

为了使实践大学自治这一理念不致流于乌托邦式口号,对它的限度的阐释是很有必要的。大学自治的限度是一种“实然”,从大学自治发轫及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始终表现出很大的限度;大学自治的限度也是一种“应然”,从大学外部的客观存在基础和大学自身与生俱来的性格进行逻辑分析,限度的存在不可避免,而且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的发展是有裨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治的限度从大学外部和大学自身两方面来说也有一定限度,即限度本身也有很大的限度。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两汉经学具有丰富的解释学意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始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字、文本的歧出。个人利益在争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典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哲学的依据。经典解释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解释会导致解释本身的落空。从根本上说,经典解释是文化转型的温床。     

从“胯下之辱”谈两难问题的抉择

对于两难问题的抉择我们不能不慎之又慎。但谨慎之余，我们还必须寻求最佳的抉择方法和途径，方能圆满解决两难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经验可循和有方法可鉴的。韩信受跨下之辱解决两难问题，恰好为我们树立了两难问题抉择的典范。     

论法官释明权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没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在实际中,法官的诉讼指挥权没有限度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正的失衡。在这一情形下,笔者建议引进国外的法官释明权制度。笔者首先分析释明权的含义和限度,然后进一步论证中国引进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     

证券监管的法律与市场限度

依照不完备法律理论,在高度不完备的法律下,如果损害行为能加以标准化,并且该行为继续下去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此时监管才是最优的。按照该理论,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存在明显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监管范围过宽、监管成本高且效率低下、监管约束缺位等,根源在于市场自治与政府监管的合理界限的混淆。文章结合新修订的《公司法》与《证券法》,对证券监管的法律与市场限度予以论证。     

“至少”的“量级模型”考察

范围副词“至少”和语气副词“至少”的语法意义都可纳入与“最低限度”关联的“量级模型”中进行考察。“量级模型”对语境依赖度的增大促使“至少”静态逻辑语义功能的弱化和动态话语语用功能的强化,前者表现为“大于或等于最低限度”值域中“大于最低限度”部分的弱化和消失,后者表现为主观扫描过程在确认“最低限度”时的作用。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

道德哲学可以做澄清道德概念及语句的工作,但对它是否能提供对道德规范的可靠论证或为其奠基则易受质疑。本文首先考察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质疑,然后借助最近发生的一个真实个案来分析和探讨道德哲学的限度和可能性,认为道德哲学不仅在道德原则规范的论证或奠基方面,而且在道德的动力和源泉方面大有可为,但道德哲学的确在道德实践方面也存在某种限度。     

缘情:作为审美经验的兴起与式微

"缘情"不仅是关乎诗歌性质的概念或定义,而且还代表了古人鲜活的审美经验。缘情作为审美经验,在反拨与改造言志传统中萌生,两汉的诗歌创作实践体现出从言志向缘情转折的迹象,《古诗十九首》奠定了"感物缘情"的审美经验模型。曹魏至西晋太康的诗歌承续十九首的传统,将"感物缘情"审美经验固定化。玄学启引的崇情思潮推动缘情审美经验发展,催生了诗文理论的缘情说;但玄言诗的兴盛动摇了缘情美学赖以存在的根基,缘情审美经验走向式微。其后有关"缘情"的阐说往往在解释学意义上创新,却不能主导诗歌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技术走向。在中国美学史上,缘情美学尽管地位重要,但仍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