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缘起与失败论析

清末预备立宪 ,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它的评价 ,历来论者说法不一 :指为“骗局”的 ,无疑为预备立宪的最终失败作了精当的概括 ;确认并非“骗局”的 ,却又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清政府选择立宪作为适应社会要求的方案 ,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清末预备立宪的缘起与失败略作论析 ,以窥历史事实的全貌     

公共行政道德建设浅析

实现以德治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只有加快以限权为中心的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的不道德作为,推进行政道德的法制化建设,加强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道德的社会惩戒机制,把道德考核作为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才能实现高度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的政体选择

预备立宪时期,在一部分官僚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起初选择了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度政体,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向议会君主制政体转轨.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选择二元君主制政体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议会君主制政体尽管是西方长期以来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很难说是最佳的政体选择.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论以色列君主制发展的三个阶段

以色列君主制的历史指从以色列立国到犹大王国灭亡的历史。按照外部形式上的演进过程 ,人们一般将其分为“统一王国时期”和“分国时期”两个历史阶段。本文认为 ,从君主制形态与王权特征等内在根据上分析 ,这一历史进程应当分为三个阶段 ,即氏族部落制遗风大量保留的扫罗王朝阶段 ;君主制走向集权的大卫——所罗门王朝阶段 ;秉承不同君主制传统的南北分国阶段。三阶段的发展历程表明 ,以色列君主制的历史既有与上古时期其他民族君主制产生与发展规律的一致性 ,又有自身鲜明的独特性 ,其原因在于由特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民族进入君主制前即已形成的“圣约”观念下的律法传统及其在君主制时期的演变和命运 ,以色列君主制各历史阶段上的特点不仅在当时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 ,而且对这一民族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分析

本文从历史与传统、现代与理性、宗教以及国王个人魅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了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作者指出，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的统治反映了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合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其中，传统型占主导地位并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迄今，宗教神圣的合法性体现了阿拉维君主制所有统治合法性学说的本质，然而其神圣性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限权才是消除特权的正道

特权源自权力,是权力的一种异化,享有特权的都是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因此,探究特权的本质,必须从权力这一根源入手。我们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体制,而与计划体制相配套的是全能政府,在构建市场化体制进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绪还未完全根除。因此,我们的政府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权大,二是钱多,归结起     

法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核心在限权

<正>2013年的中国法治记忆,归结到一点,依然围绕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首先就必须用法治化的思维来反省和重建权力运转、制衡的国家模式。如果说以前的畸形维稳思路让国家治理陷入了被动,那么对依法治国中"治"的理解就需要有全盘翻新,实现从"治民"到"治官"的转变。最好的治理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核心便在于限政一项——对权力实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