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重庆完全可以跟北京、上海并称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大中心城市,但由于重庆的中心地位来自于政治的机缘,不是自身文化、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作为中心城市,有着与京沪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如果说京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那么重庆就只能算是"异乡"了。它的这一"异乡"身份赋予了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从而与京沪形成互补关系。     

学人荟萃共襄盛举——试述陪都时期重庆的比较文学研究

陪都时期的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呈现出高校林立、报刊云集、学人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尽管抗战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抗日救亡,但这并未妨碍众多深受中西文化洗礼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们以跨文化的眼光探讨文学与艺术的各种问题.一时间,大量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文艺研究的著述,发表于重庆的各大报刊或出版于重庆的各个出版社,使得陪都时期的重庆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今日重庆的比较文学界留下了一批丰厚的学术资源.     

陪都小说的史诗双重建构

陪都小说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生活的全面书写,以战争史诗与生活史诗的双重小说建构达到了现代史诗的中国高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时发展。     

抗战新诗中的重庆叙事

抗战为新诗的大发展提供了机遇,抗战也使重庆步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众多诗人会聚重庆,共同书写了一套完整的重庆叙事,重庆以悲情之城,坚韧、乐观之城,浮华、高压之城的多脸谱形象在诗人们笔下映现,雾、嘉陵江、防空洞这些城市的地域表征也贯穿于抗战新诗的重庆叙事中,呈现出陪都重庆与传统山城融合的独特世相。     

简论区域文学的全国代表性———以陪都重庆戏剧运动为证简

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域发展为基点,以陪都重庆戏剧运动为例,通过主导性影响与主流性地位这两个向度的探讨,确证陪都重庆文学运动在抗战时期体现了区域文学的全国代表性。     

奥运与文物保护及博物馆的建设

北京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璀灿文化的世界名城,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远在六七十万年前,远古人类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动和繁衍.自西周燕国在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建城以来,至今已有3000多年建城的历史.从辽国把北京定为陪都始,到元、明、清三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首都算起,也有千余年的建都史.正是这种悠久的历史,璀烂的文化,使北京地上和地下都遗存众多的珍贵文物,成为历史名城、文化古都的重要内涵和标志.     

建设与教育:一代土木人的坚守——记重庆交通大学首任教务处长吴华甫

近代中国时局动荡,百业俱废,但这时期诞生的一代工程师却成为中国工程建设发展的奠基人,他们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应用于国家建设;密切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深具历史使命感.吴华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无论是投身工程实践还是转战教书育人,他都责无旁贷、倾其所学,为中国的工程建设和工程人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反观重庆20世纪美术创作的几个问题

基于20世纪重庆的陪都艺术、世纪末期的重庆美术创作及美术发展的本土化来探讨重庆美术发展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经过对它们的阐释反思后认为在中西艺术对话中应该确立一种以区域艺术为主和以反映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主的创作观念。由此来强化重庆作为我国少有的几个艺术创作中心之地位。     

陪都重庆与现代青年的战时培养

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大学从东部迁往西部,陪都重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心,加快了现代青年的培养与中国大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     

二战时期“飞虎队”驻节陪都重庆初探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在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对陪都重庆及周边区县实施无差别的轰炸.为了有效抵抗日军的狂轰滥炸,赢得西南大后方的“制空权”,1941年8月1日,“飞虎队”正式成立,陈纳德为指挥官.1942年6月初,根据战略需要,飞虎队司令部移驻重庆白市驿机场,以拱卫陪都空域安全,解除日本的空袭威胁.飞虎队司令部在驻渝期间,一共发动并参与了多次大型空中战斗,战绩辉煌,保障了重庆的战时稳定和相对安全.另外,飞虎队驻渝期间,还全力护航“驼峰航线”,护送国共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慷慨解囊赈济中国军民,其博爱情怀与奉献精神赢得了中国军民的拥护和感激,双方建立起坚固持久的战时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