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董事专业性与政治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5-2005年沪深两市8923个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作为对象,实证研究了公司所有权类型、所在地区市场化的程度、制度变迁与董事的专业性、政治关联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董事会中有政治关联的董事较多,但有专业知识的董事较少。如果上市公司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董事会成员中有政治关联的董事较少,有专业知识的董事较多。随时间的变动和制度变迁,有专业知识的董事数有所增加,但有政治关联的董事人数也同时增加。本文的研究在丰富了公司治理文献的同时,对于了解影响我国董事会构成的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特点我国的融资顺序一般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融资理论存在明显的冲突。无论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还是经济效益差的企业,都竞相选择股权融资。近年来,增发新股成为上市公司热衷的股票融资方式。由于增发新股条件较为宽松,定价较高,发行规模较大,不受规定的比例限制,一次可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更受股东的青睐。大多数股权由少数几家大股东所拥有,存在一个或极少数的控股股东。大股东可能利用其绝对控股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而牺牲中小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与债权人保护

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有效平衡了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在合理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同时,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利益平衡却忽略了债权人的权利保障.股权收买请求权以股东退股为形式,实质上类似于公司减资,有损于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应该在立法上构建相应的债权人保护制度,即引入债权人知情权、建立债权人异议权、明确股权收买的限制条件等.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公司股东投票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股东的表决权利,从而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以及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等问题的影响,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完善我国累积投票制度,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积极作用。     

偏见·歧视·颠覆——我国《公司法》第64条之批判

作为偏见与误解的产物,我国<公司法>第64条虽然有利于保护一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却对一人公司的股东严重不公,甚至堪称歧视.该条规定不仅违背我国<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的初衷,而且违反公司法的一般原理.它的存在与施行不仅是对"一人公司"的否定,而且是对公司基本制度的颠覆.<公司法>第64条应当予以废止.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探析

文章主要探讨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从股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以及大股东身份的角度分析股权结构差异与公司治理方式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文章根据我国股权结构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的政策建议。     

股东派生诉讼之适用限制

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该法中,股东派生诉讼便是其中一大亮点,该制度对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公司法》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派生诉讼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践操作上还有一些限制,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关于构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兼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东诉讼包括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它是保护股东利益的最后屏障。我国的《公司法》虽说对股东诉讼制度有所规定,相对2005年之前的《公司法》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股东代表诉讼的完善方面,对构建股东诉讼制度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