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禅宗对陈与义的影响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时代的风气、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再加上体弱多病以及深陷党争的漩涡等诸多因素使他需要寻求精神解脱,而禅宗正好是一剂良药,成为他精神的避难所。禅宗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那闲适从容、迁情世外的心态和他那充满禅意禅趣的诗词创作等方面。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语汇是思想的表现,语汇的变化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从先秦时期既已广泛使用的君臣之义,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的君臣道合,虽然二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无论是语境还是语汇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都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这一语汇上的变化所揭示的是唐宋时期君臣双方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从"《诗》 无达诂" 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也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泛化后的"诗无达诂"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从义"."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其具体表现有:"见仁见智"、"原意悖谬"、"诗无达诂而不诂";"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其具体表现有:"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另类求诂",充分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并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相通性.     

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转变

孝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之一,到<白虎通义>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但关于孝的讨论,从孔孟经荀子、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无论在孝的源由、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儒学理论自身矛盾的发展,也有皇权意识的制约与渗透.孝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上的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般过程.     

胡风文艺理论中的黑格尔因素

胡风与黑格尔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一方面,在文艺领域,胡风确实继承了黑格尔的某些哲学思想,这种继承使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整个左翼文艺阵营中具有另类的风格。这在“事实”与“价值”的分立及其理论文本的“认识的魅力”、“黑格尔式的论证”等方面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意识深处,胡风对黑格尔式的哲学方式是予以“反抗”的。     

同义义场义位的配价研究

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杨润陆编的《现代汉语》、唐朝阔、王群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6部高校教材中所收同义词的配价情况进行穷尽性研究,得出结论：两个或以上义位的本体和本体之间、本体和变体之间、变体和变体之间,均可构成同义义场。因此,我们研究同义义场,应该明确是此义位的哪个体与彼义位的哪个体构成同义义场。词性不同的各个词,不能构成同义义场,因为在语义领域,它们的主要语义特征不同。无论是哪一种同义义场,属于同一同义义场的各个义位的本体或变体,它们的配价都是相同的。     

《文选》李善注考异拾遗三则

高步瀛先生谓《文选》李善注"一厄于五臣之代篡,再厄于冯光震之攻摘,三厄于六臣本之窜乱,四厄于尤袤诸本之改窜。……使其精神面目皆已失真"(《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李善《文选》注引书种类繁多,所引或仅取其大意,而不拘于与原书字句相符,加之后世改窜,疏漏在所难免。后世学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     

土肥义和及其《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研究耆宿土肥义和的略历,并对其编著的《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一书的内容和成书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