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省察

文章旨在对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作一深入反思,其主要省思对象为当代新儒学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研究.文章首先指出,"古典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之间应有一恰当的融通与转化,并因而检讨了格义与逆格义等问题;其次就"话语诠释权"和"文化主体性"等相关问题进行检讨,厘清"权力"与"知识"的复杂关系;进而着手一种"文化型态学"的工作:依"天人"、"物我"、"人己"诸向度对比了"存有的连续观"与"存有的断裂观",并进一步对比"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及"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指出当前中国哲学诠释所涉及的问题及其解消之道.正因有"文化形态学"上的宏观对比,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才能对古典的话语进行恰当的诠释,进而从事融通、转化和创造的工作.惟其如此,中国哲学研究才能不仅仅止于"史"的研究,还可以是"论"的创建.当然,从"道、意、象、构、言"这五个诠释层级看,中国哲学有着诠释学上的循环,也正是因此循环而有新的转化与创造的可能性.     

“正义”流变考

"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构式与意象图式

以Goldberg为代表的构式语法理论虽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有个很本质的问题,至今尚缺乏讨论,那就是:构式义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构式本身会具有独立于词语的意义?本文旨在说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构式是人的认知域所形成的意象图式在语言中的投射,构式义就来源于人的认知域里所形成的意象图式。第二,构式并不像Goldberg所说的那样具有多义性。构式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句式不同,句式可以具有多义性,而构式由于它是"形式—意义的对应体"(form-meaning pair),对构式的这一界定决定了构式具有单义性的特点。     

《香囊记》的"义"与"艺"

《香囊记》在明代前中期的伦理教化传奇中独树一帜,堪称典型。其突出之处在于剧作家是以文化人身份及文人化手法来写剧本的,在当时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虚构性情节、传奇性人物、复合型结构和典雅化语言展现戏剧场景,表现了忠孝节义的鲜明主题。和民间南戏以及之前的文人剧作相比,《香囊记》可谓是一部“义”显“艺”奇的传奇剧,其对晚明传奇的影响让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传奇发展的新起点和新趋势。     

“《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逐步经历了汉学传统、宋学传统以及汉宋之争,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其研究历程则在理论内涵上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从变”和“从义”特色。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禁忌语及其隐含的价值观和心理特点

本文从禁忌语存在的形式、其价值观和心理特点、其重要影响等方面对中西方国家的禁忌语进行了对比研究.     

“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

本文讨论文本的边界,指出有大量伴随文本会进入符号文本,实际上一旦离开文学范围,进入多媒介符号文本的讨论,文本的边界就变动不居:某些成分散在四周,也有不少成分成为文本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建议把这种现象称为“全文本”.而文本的边界划定,直接影响隐含作者的产生:不仅是小说和电影可以有隐含作者,所有的符号文本,普遍都有一个隐含作者体现其意义与价值观.     

典故研究三题

写作者或说话人直接或间接地把前代故事或诗文语句用于书面或口头作品以服务于传情达意的过程是用典,用典者所依据的前代故事和诗文语句是典故.对典故信息进行概括、提炼、选取而成的典故的代码亦即语言形式是典面或称典故词语.典面所表示的与出典语境密切相关而又与用典现实语境相合的语位义是典义.典故是形成典面、体现典义的基本出发点,因而相对于典面和典义来说,典故同时又是典源.基于同一典源.可能形成不同的典面和典义.讲究典故词语的偶对是用典的规律之一,借助这个规律,有助于我们识别理解典故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