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茱萸”二字的诗歌语言学研究

探讨诗歌用字中的"雅字"问题,以"茱萸"二字为例,从它在音、形、义三方面的特点来探讨其给人雅的感觉之原因,又将"茱萸"放进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之中,追溯茱萸在诗人的歌颂中慢慢获致的各种丰富优美的内涵。认为,诗歌中之所以有"雅字",一方面可能因为这些字的音、形、义三者结合得比较恰切,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这些汉字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吟咏,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获致了丰沛而富有情味的内涵,从而使人产生了它们是"雅字"的感觉。     

长大

17岁可能是我出生以来最混乱的一年。中考差两分达线,让父母掏了3万元择校费,我从没觉得这是自己的错,那年独特的定向生政策让录取线拔高了许多。我变得暴躁起来,和父母隔三差五吵架,什么都不入我眼,蓄长发,专门留学校明令禁止的贞子头。2010年7月8日,我随一个游行团,抵达了美国旧金山。团员们都是"90后",孩子们尤其     

一曲无尽的挽歌——曹禺《北京人》的“雅文化”思考

曹禺的《北京人》是贵族"雅文化"的"一曲无尽的挽歌",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是在鲁迅所谓的"几乎无事的悲剧"里,在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中,悖论式地展现一种文化优雅又惨烈的悲剧景观。优雅,如果仅仅"徒有其表",内核却是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生命的彻底浪费,或者只是极端的自私,那么这种文化注定而且必须被弃绝。真正的优雅,则是博大的温情、宽容、坚忍和关爱,对生活本身的满腔热爱、朦胧憧憬、深刻眷念和执著守望、无限留恋。     

从《雅》《颂》看周代贵族“德”的观念

周朝取代殷商后,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天下,统治者十分强调“德”的作用。特别是到了幽厉时代,天子失德,天下大乱,此时提倡“德”更为必要。《雅》、《颂》的作者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失“德”的事实,还从正反两方面来提倡“德”。从反面提倡“德”,即揭露和批判朝廷的腐败现象。正面则着眼于颂“德”,以确立道德原则。周人提倡“德”,除了时代的需要,还跟周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和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帝王术比较研究

韩非,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其思想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一书系统提出的法、术、势相依而治的帝王统治理论中。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代表作有主要探索救国之道与统治之术的《君主论》及其他几部著作。表面看来,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二者的帝王术理论中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对它们作一番     

论审美精神的实践品格

审美文化里的“雅俗之辨”虽然总是众说纷纭,但却有着突出的现实性。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扬雅抑俗”观,事实上在当今的审美批评实践里常常产生负面影响。本文认为,这对来自于社会学范畴的概念,只具有文化形态方面的意义,不具有价值论方面的优与劣、高与低等涵义。从理论上澄清这一点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以俗为雅”:李敖杂文语言的审美特征

“以俗为雅”是李敖杂文最突出的语言特色。它具体表现在充满谐趣的由头、画眼睛式的形象勾勒、浓厚的知识趣味、表述的情绪化诸方面。作者生动活泼感染激昂的白话语言,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得到独特的审美愉悦。不愧为我国当代杂文创作中独具风格的优秀之作。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论欧阳修词作的"雅"与"俗"

欧阳修词作中存在"雅俗并存"的特点,其雅词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类词严格遵循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温柔敦厚,委婉含蓄,其中不少词寄托着作者宦海浮沉的身世之感.其艳词大多比较直率大胆,明显受到南朝乐府民歌和梁陈宫体诗的影响,下笔相当开放.欧阳修词作中这种"雅俗并存"的特点,与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及他本人传统的词学观有很多关系.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