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典力学的哈密顿—雅可比理论

本文对经典力学的哈密顿—雅可比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说明用哈密顿—雅可比理论讨论周期性运初的优点,并简要论述了哈密顿—雅可比方程与波动力学的联系。     

论国家目的理念对治国模式的影响

国家目的理念大致可以区分为统治、服务,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目的3种类型。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统治目的与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目的的国家目的理念,通常会形成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治国模式;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服务目的,则可以产生以法治为特征的治国模式。要真正实现法治,除了必须有服务的国家目的理念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论船山诗学“尚雅”思想观

“雅”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雅”作为核心语词衍生了各种相关的诗学范畴,船山诗学再次审视这一范畴,以“雅”为正,以“雅”为尚,具体表现在从风雅、雅俗、雅乐三个方面对“雅”进行了阐释。这一思想既是对于前人思想的总结,也是特定时代下发展的产物。     

元明两代张炎词研究综述

元明两代,张炎词研究处于创始期,其体式多为词序短论,其方法多为词话诠释,以张炎的友人最有代表性。这些诠释为后代的张炎词研究奠定了基调,确立了范畴,但方法的单一性与重心的偏失带有负面效应,诠释理论的缺失是其病根。从价值上看,这些诠释抓住了张炎词清虚骚雅的特质,道出了元代词坛倚声应歌的现状,既具学术价值,又具文献价值。至于明人冷落张炎词,是骚雅词派走入低迷、张炎词集失传等原因造成的。     

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

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进展。隋诗的而辞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初唐诗人深受虽未入唐、成就却很高的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更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情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炼的语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     

谋杀启蒙:施特劳斯笔下的雅可比之“相”

施特劳斯之所以看重雅可比,主要在于雅可比对启蒙哲学的尖锐批判。雅可比认为,启蒙不过是一种理智上的僭政,其教条程度毫不逊色于大公教会,堪称"耶稣会派和哲学上的教权"。正是雅可比对启蒙哲学的致命批判,使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本相。艾尔特曼的指控并非出于对思想自由的哲学热情,而是出于启蒙教士的政治狂热,他对施特劳斯的指控跟苏格拉底所受的指控异曲同工。     

基于文化价值论的秦腔传播形态及传播路径探析

秦腔在中国戏曲中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但艺术创新不足,观众老龄化,年轻观众流失严重,剧团经济不景气等,仍反映出当代秦腔文化衰退的现实。通过走访和调研,文章从传播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秦腔的文化价值和传播形态,进而对秦腔文化的传播路径给予了思考。秦腔文化是根植于民间的、雅俗共赏的民众文化,应做＂精＂剧场演出,做＂雅＂戏曲茶园演出,做＂广＂自乐班演出,做＂活＂大众媒体传播,方能守住秦腔的民众土壤。     

《君主论》的方法论意义

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人,并带来了政治学的复兴。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学研究开始恢复古希腊政治学的理性思考,进入了以人的经验为指导的新时期。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开创了通过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经验来研究政治本质的方法,并第一次将权力、国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概念,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乃至后世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翻译标准的适用性——以数字翻译为例

数字在不同的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翻译时却不能完全套用＂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不同的语境中,数字的语用意义不尽相同,若以功能对等的标准来衡量,则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