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以柳永、苏轼为例

宋代词人普遍怀有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但因对于快乐的理解与追求有所不同,遂形成泾浊渭清、雅俗分趋的格局.柳永是趋俗一派中的代表,苏轼是高雅一族中的典型.柳永的享乐心理包含着合理的思想文化内涵,苏轼的享乐心理直指人最终的精神家园.这源于他们对"何为快乐"的独特体认.趋俗是柳永文化人格沾染市民文化因素的结果,尚雅是苏轼的精神境界承传雅文化因子的结果.二者虽然雅俗异貌,但其内核都可以归纳为对"快乐权"的追求,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启迪作用.     

论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

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主要源于其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     

王充“雅俗”美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就文艺美学来看,王充提倡以俗为雅,化俗为雅;而在人生美学方面,则尚雅卑俗,褒雅贬俗.从整部<论衡>来看,全书始终贯串着作者"不与俗均"、"不与俗协"的贬俗精神.可以说,尚雅隆雅、刺世讥俗、匡济靡薄之俗,是王充的主要审美追求.在当时,他的这种审美意趣,是极具当代意义的;即使是今天,他的这种审美旨趣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解读严复、鲁迅、钱钟书三家言:“信、达、雅”

翻译家沈苏儒以专著《论信达雅》(商务 ,1999)论述并充分肯定严复前辈提出的这一翻译标准 ,认为鲁迅和钱钟书对之均持“大体肯定或不否定而代之以新说”的态度。作者对沈说持不同观点 ,通过解读严氏《译例言》以及周、钱两先生的有关文字 ,论证第一 ,翻译标准在于“信”;第二 ,周、钱两位对严说其实均持异议而均以“信”为翻译唯一原则     

对“白石脱胎稼轩”的商榷——兼论姜夔词风的渊源

周济认为白石脱胎稼轩,此说非妥.姜夔与辛弃疾有声气相通处,但总体上说异多同少,辛弃疾并非姜夔渊源所自.周邦彦对姜夔影响较大.姜词独特风格的形成在技法上从周邦彦入,从江西派出,在精神气韵上是寒士狷洁人格与南宋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庄子的“从俗脱俗”与诗学的“以俗为雅”

庄子的处世态度是表面从俗,精神脱俗,从而形成了"从俗脱俗"思想。这对后世影响甚巨,"以俗为雅"的文艺思想即由此脱胎而出。"以俗为雅"之俗指凡俗、通俗,雅则指高雅。这个命题既与"从俗脱俗"思想息息相通,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原则。"以俗为雅"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体裁的运用、语言的表达、题材的选择、章法结构的组织、意境的创造等都可"以俗为雅"。     

乾隆《雅州府志》所记口内土司及其在川西高原治理中的作用——兼论清代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藏族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雅州西北面内外称口内、口外,最初是西炉之役后雅州官员的一种习惯表述。康熙末年清出兵西藏及川藏行政分界、雅州升府以及打箭炉同知设立之后,口内与口外开始成为正式划分,口内土司与口外土司之称也随之出现。府属土司作如此划分,有加强管理的意义,后正式记入乾隆《雅州府志》。府志“土司志”通过设置细目对府属口内土司“功绩”作较全面的记载,反映出对口内土司及其作用的重视。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这三十余年中,府属口内土司在西藏与川西高原治理以及保证川藏大道正常通行中参与了多次重大行动并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彼时的府属口内土司,已成为清治理西藏与川西高原地区以及确保川藏道正常通行的一支可动员、借助的重要力量。为确保口内土司稳定并继续发挥作用,清加强对口内土司管理,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政策与措施客观上推动了青藏高原东南缘藏族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密切了此地区民族间的关系。边缘区域民族关系的持续变化,又对青藏高原其他地区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满汉文学传统的化育——路地“以俗为雅”的诗学选择

路地选择“以俗为雅”为其诗学的美学追求。其“小诗”理念,与民间俗文化“大道至简”的审美观暗合。而“小诗”中的微观元素诸如象、境、韵、体也被其表征为“俗物”“凡境”“合辙韵”“民间文艺体”。但通俗表象充当的只是畅情达意的前提或是通向雅致的过渡。路地真正追求的乃是“以俗为雅”,或说“化俗为雅”。通过哲思的贯注、思理融入伦理、心灵真光的照耀,路地营建了理趣、德趣、灵趣交织的雅境。这种俗象加雅蕴、“以俗为雅”“雅俗共赏”的诗艺取向,既是“宋诗美学”的延续,又是满族俗文学的延伸,是满汉文学传统共同化育的结果。     

初盛唐诗歌革新的音乐性

初盛唐诗歌革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音乐性是重要的纽带。唐初雅颂乐的审美倾向引导着四与陈子昂的革新理论和实践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