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的翻译标准研究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有目的、有意图的人类行为。译者的目的不同,采用的翻译标准必然不同。本文以目的论为基础,主要分析了看似互不相容的严复"雅"的标准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标准所承载的目的性,从而说明,由于译者翻译目的的多元性,翻译标准也是多元的。     

简论严复的“达旨”式翻译法——以分析《天演论》的翻译风貌为中心

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但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却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而是应用“达旨”式翻译手法。文章从时代背景探究其翻译风格改变的历史根源,解释“达旨”式译法的涵义和严译《天演论》获得成功的缘由。     

中国当代先锋戏剧语言比较研究——以20世纪80与90年代比较为例

中国先锋戏剧20世纪80与90两个年代"先锋性"的差异,可以从戏剧语言艺术手法比对中得出。从语言修辞看,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语言较严肃,语言更加雅化和红色政治化,体现出强烈的交流、教育、启蒙倾向;而9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语言,则大量出现审丑语言,在语言手法上使用升格、降格来变态语言面貌,呈现出庸俗化、游戏化的语言现象,在语言狂欢的背后隐藏的是精神意义的匮乏和抛弃。20世纪最后20年戏剧语言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出世纪末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的发展态势和精神风貌。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雅俗共赏——雍正粉彩之审美分析

雍正粉彩在清代粉彩中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在中西文化及技法的冲击下,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点。其雅在于构图与意境上对传统美学的模仿与超越,其俗在于题材对俗世感情及心理的迎合。本文在界定雅与俗的基础上,对雍正粉彩雅与俗的体现及此种特征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诗经》“雅体诗”新探

《诗经》中的"雅体诗"共有40多首,是一种通过"赞美"表达欢快情绪的亚诗歌体裁。在题材类型上包括君臣朝觐会同作乐仪式上的赠答诗、君主派遣臣下出朝执行使命与臣下完成使命回朝仪式上的嘉勉诗、君主同族内亲朋故旧聚会以及婚姻仪式上的赞美诗。在修辞手法上,"雅体诗"主要运用了明喻、夸张、素描与渲染相结合、形容与感叹相糅合、奖叹与祝福相融合等,从而与《诗经》中其他5种亚诗歌体裁形成鲜明区别。《诗经》中的"雅体诗"对后世中国"赞美诗"的创作影响甚巨。     

如何科学认识文化产品的“雅”和“俗”

在“文化”意义的多元发展中,“雅”与“俗”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科学认识文化产品的“雅”和“俗”,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提高大众文化的审美品位,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公共话题。文化有雅俗之分,但雅俗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雅与俗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我们要做到雅俗共赏。     

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严复有关翻译的标准如“达”、“雅”正体现了诗学因素对严复的影响。     

鸿都门赋考论

解读东汉鸿都门赋这一历史个案,还原并诠释我国古人对俗赋最早的感性认知,是相当有意义的。与此相同的认知,也显现于俗赋选集中。而今,此认知将有助于区畛雅赋与俗赋。鸿都门赋,所来有渐。先秦以来,不仅文士们往往多有俗赋之作,出现了以荀况、宋玉、刘安、枚皋、王褒、扬雄、曹植、傅玄父子以及束皙等为代表的众多文人俗赋作家或作家群,而且,还至少出现了五次民间俗赋的潮涌。官民判定雅俗的基准彼此歧异,故蔡邕与鸿都门赋的冲突,实则是在朝文人俗赋与民间俗赋的对峙。现今戏曲中,丑角"以声节之"的口诵俗赋,应是古人"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嫡传。文人俗赋自有其经典之作,其沾溉所及,不可低估。     

试论《水明楼诗词》

邱世友是当代著名学者、词人.他的旧体诗词属"学院派",在学界早已知名.<水明楼诗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诗乃"变风变雅",怨而不怒;其词风似南宋词坛大家昊文英和姜白石,既密丽秾挚又空灵疏宕,有浑化骚雅之境,同时兼采苏轼、辛弃疾、史达祖、龚自珍等诸家词之长而自成格调;其悼亡词更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