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环境行为的刑法治理

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重视生态环境法益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及公共利益的协调保护,加强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按照这种思路,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设置"危害生态环境罪"专章,并适当增设一些污染环境犯罪的新罪名,严密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应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充分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制作用,增设资格刑,对污染环境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特定经营活动的资格予以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剥夺。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刑法的发展变化与立法面向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犯罪影响人类的未来,环境刑法呈现预防走向,环境法益逐渐朝独立化方向发展,危险犯立法呈现扩张趋势,严格责任不断被引入刑事立法。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的方向,应逐步调整单一的刑法典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主、环境单行刑法为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新型环境风险使现有的罪名设置应对乏力,应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合理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在环境刑法的刑罚方面,逐步完善自由刑、丰富资格刑的种类,加大财产刑的幅度。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论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

文章认为环境犯罪行为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犯罪行为,其与传统犯罪行为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亦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犯罪的刑事处罚,以适应惩治环境犯罪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现代刑罚理论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未遂犯的从重处罚、法人犯罪处罚的多样化,及特殊主体处罚的加重等方面.     

网络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近年来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方便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青少年沉溺网络已成为家长和社会都非常头痛的问题,而且随之而来的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通过对资料的收集整理,根据青少年犯罪的新特征,分析了互联网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提出了有关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研究

以审判实践和比较法研究的视角提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应该由选择适用修改为必经程序,启动时间应该在诉讼开始的侦查阶段,基于此排斥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确立公安机关为社会调查的主体,组建专业的社会调查员队伍,以提高诉讼效率,克服法律规定内容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的弊端,更好发挥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重新定义犯罪学概念

严格地说传统犯罪学就是犯罪原因学,这种犯罪学忽略了犯罪的存在,只研究作为犯罪学对象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内容,严重阻碍了犯罪学学科的发展。为了犯罪学的科学性,为了犯罪学的发展,犯罪学必须完整、全面地研究自己的对象,必须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即真正的"整体的犯罪现象学"。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文化研究——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犯罪治理活动主要是在运动式治罪和日常性治理这两种犯罪治理模式的组织、设计与引导下运作和开展的。从文化视角出发、以文化的规范性为分析工具,着重对运动式治罪模式和日常性治理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或话语四个层面上对前述两种犯罪治理模式进行文化规范性反思与解读,从而开放出"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这一关涉犯罪治理发展规律的重要问题。     

网络诈骗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网络犯罪中增速最快的犯罪类型.本文以安徽省为例,从犯罪总量不断增长,犯罪方式趋向专业化、集团化,犯罪主体低龄化等方面对网络诈骗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当前在办理网络诈骗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强化虚拟社会的现实化管理,完善网络安全立法,确定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和受保护性等的防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