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息学：公共政策学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径

不同学科在大数据环境下逐渐走向交叉融合,实现内涵、技术、方法的借鉴与创新。公共政策学在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产生出政策信息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强化政策信息学研究,有利于提升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本文系统探讨了政策信息学的基本内涵,构建政策信息学的运作机制,并借鉴情报学等相关内容,分析了政策信息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未来发展图景,特别是与我国治理现代化转型目标的适用接口。作为以计算和通信技术来理解和解决复杂公共行政问题的新兴学科,政策信息学既要进一步实现情报学与公共政策学的知识融合,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也要从实践层面搭建统一的政策数据平台,明确决策中信息使用的评价标准,广泛吸收多元化的政策信息分析手段,并且强化数字伦理、维护数字安全。     

外籍雇员在华10月15日起须交社保

10月15日,酝酿已久的《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在华工作外国人社保终于有了正式规定。数据显示,2010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3．17万人。而未纳入统计范畴的在华工作外国人还要更多,至少有60万人。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试论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政治文化障碍

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公共决策民主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公共决策民主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决策主体和社会公众两个方面分析了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政治文化障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司法决策的算法化趋向及其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渗透到司法领域,在司法裁判中承担证据审查、风险评估、裁量参考等任务,司法决策由此呈现出算法化的发展趋向。司法在与技术的结合中进一步提高了效能,表现为司法效率的提高和司法裁量的统一。然而,算法本身也存在着技术局限性,可能引发代码规则难以保障论辩参与、算法黑箱难以解释裁判合理性、群组正义难以回应权利优先性等深层问题。为助力智慧司法的平稳运行,需要立足技术赋权理念,推进司法领域的算法公开透明,加强智能辅助系统的可解释性。     

牧民定居及其牧民未来发展——以雀尔沟镇为例

本文以新疆呼图壁县雀尔沟镇哈萨克族牧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目前该地区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就定居牧民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己见,本文认为当地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前景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但是,仅将政治参与的研究领域限于这两个方面是不够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它需要多方主体的参与。因此,还需要对参政党的协商民主、公众的政策参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共青团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和参与路径研究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政治属性鲜明、组织覆盖广泛、联系青年紧密,在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方面既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丰富拓展共青团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就要聚焦思想引领,培育青年骨干,凝聚思想共识;聚焦组织建设,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基层基础;聚焦联系青年,健全动员机制,整合工作力量;聚焦服...     

行政规划中的公益权衡及以人为本的法价值指向——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的分析

行政规划是一种特殊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会直接影响特定公众的重大利益。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必须解决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权衡,关键是要确立起以规划区域内所有相对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为本的法价值指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突出反映了我国以往的行政规划在此价值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偏差,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坚持行政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原则,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法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