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雍正时期关税盈余银考察

关税是清政府第三大财政收入来源，在乾隆时期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10％，而在雍正以前，这一比例只占到4％左右。这种地位的提高得益于雍正时期的税关改革，特别是推行盈余银归公改革，直接促进了关税收入的增加，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关税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但盈余归公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

朝鲜王朝前期,一些住居在咸吉道的女真部落,或是住居在朝鲜近境的女真人物,逐渐放弃了自身女真人的民族特征,被归化成"朝鲜人"或是"准朝鲜人"。他们作为"向化人"定居于朝鲜境内,享受着朝鲜王朝给予的安抚及优待政策,其酋长担任朝鲜官职,属民向朝鲜王朝承担赋役,并且与朝鲜人互通婚姻。因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他们已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也恰是基于此种情形,朝鲜方面依照本国法律或专门针对向化人而制定的法规,建立起了对女真向化人的有效管治。朝鲜人与女真人两大族群毗邻而居数千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互有同化,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恰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人群。     

一句话引发的灾祸

赵普是赵宋王朝的第一位宰相,曾帮助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天下,整军治国,指陈方略,立下汗马功劳。“陈桥兵变”让后周殿前都点检(禁军统领)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上大宋皇帝,作为赵匡胤的掌书记官(秘书长),赵普是这一事件的主谋。他策划周密,不露痕迹,使得原本定然血肉横飞、人头落地的一场兵变,演成了和平禅让的一幕。这不能不称道他高超的政治才能。赵匡胤视赵普为左右手,朝中无论大小事都要问过他。赵匡胤南征北战,伐西蜀、灭南汉、平江南、收吴越,战功赫赫。而这一系列胜利与赵普的运筹帷幄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为了巩固赵宋政权,赵普替太祖制定了…     

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 (1800-1914 年)

自19世纪初西方势力的冲击伊始,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渐趋解体。对外贸易是西方冲击的重要形式,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其逻辑结果便是伊朗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农业经济商品化亦取得显著发展,突出体现为农作物产品出口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增长与土地的私有化倾向。伊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农业现代化进程拉开序幕。然而,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在商品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其农业生产技术亦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则在于传统农业体制所导致的相关农业投入欠缺。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的结合,仍是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     

杜宇时期蜀地农业初探

杜宇时期的蜀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成为雄踞于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杜宇王朝强大的国力,与这一时期蜀地繁荣的农业文明是分不开的。此时期蜀地农业的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四川盆地传统的稻作农业得到普遍推广和治水患兴水利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上。这为开明王朝以降,蜀地农业文明的持续繁荣,进而为秦举巴蜀之后,蜀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罗卜藏丹津事件再研究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和硕特蒙古彻底结束对青海、西藏统治的转折点,对清代西北边疆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关于罗卜藏丹津事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罗卜藏丹津因清朝没有兑现册封汗王的承诺而发动对清朝的"叛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对"叛乱"的相关史实及延信、年羹尧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百家姓》中钱姓为啥排第二

诞生于北宋时期的《百家姓》，首句为“赵钱孙李”——当时人数不多的钱姓为何排在了第二位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认为编撰《百家姓》的儒生姓钱者有之；认为皇后姓钱者有之；认为《百家姓》成书于钱塘江畔者有之……其实，这些都是不实之传，钱姓排在《百家姓》第二位的真正原因，是源于北宋王朝铭记开明君主钱缪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     

从江南雅韵到边地情结——写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译本之后

作为继拉铁摩尔的作品之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范式性作品,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教授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的中译本①,在经历了三年的修修改改之后,终于定稿付梓了.可以说,这三年的翻译过程,也正是自己在学术和生活上困惑——解索—再困惑—再解索的过程的写照.在翻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此书的介绍性文章,名为《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4期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也顺带激发了自己对于边疆问题更大的兴趣.而如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巴菲尔德教授的这部名著的译本上面,作为译者的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来自学术上的,也有来自语言上和心态上的.因为按照我所秉持的翻译理念,在外国著作的中译本出来之后,评判权就归到了各位读者的手中,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被检视的对象.当然,这种来自读者的检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学术探讨的题中应有之义.     

乾隆好文的另一个结果

正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因为他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130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