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我的阅读习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的养成,长期、大量、深度的阅读不可或缺。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特邀7位在校学生向读者朋友分享自己的阅读习惯——从兴趣入手阅读课外书,我习惯于从兴趣入手。     

阅读“破圈”,书香“入心”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网红致谢信,是一场阅读激发的精神共振与情感共鸣。第26个“世界读书日”,又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如期而至,这封信于黄国平毕业4年后在网络走红,似乎也恰逢其时。4月,书香满华夏。全民阅读层层“破圈”。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分析的政治哲学叙事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分析内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叙事,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直面现代问题的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哲学是在宏观历史结构的整体上以微观政治哲学的方法还原了政治原象、理解了政治逻辑、批判了政治宰制,从而真正建构了一种现实的政治理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深化了现代以经济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政治哲学路向,开创了超越权力逻辑和权利理路的政治哲学的社会政治哲学。因此,马克思历史分析的政治哲学叙事,既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本特色,又是现代政治问题得以解决的理论范式。从观念的历史现实、政治的利益基础与主体的阶级属性全方面地把握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使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真实地面对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本质,历史唯物主义地判断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真正标识了人类解放的政治方向。     

论“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星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中国图书在日本翻译出版的现状(2007-2017)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但中文图书在日本的翻译出版一直发展缓慢。近年来,由于我国重视文化走出去,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开始加速发展。本研究通过考察中国图书的对日翻译出版情况,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更准确把握国内图书的走出去现状并提出相关对策。     

中日两国律师执业制度之比较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应适时作出调整。日本律师执业制度的立法配置经历了由严到宽的发展历程。律师业务范围辐射社会各个领域且呈不断发展态势,较好地适应了这一需求。我国2008年《律师法》对律师执业制度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制建设提出的客观需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有效路径在于:坚持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的立法思维,以立法及律师从业实践为切入点,理性地处理好立足我国国情与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关系,同时,在立法层面做好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有益做法的确定、规范与完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