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技术初探

自然界雷电灾害对人类已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为此,需要人类在不断认识它的过程中做好防雷减灾工作;则加强现代防雷技术做好防雷及减灾都是十分必要的。     

雅颂形成与《诗经》的类型结构

雅颂是天子礼乐,包括三代以来的诗歌,但都与周代有关系。商周原是西部联盟,功德攸关,因此,《诗经》整编时保存了商朝的商颂;周公享受天子礼遇,因此有鲁颂,于是颂三分为鲁商周,《诗经》就不仅仅是周诗了。周太师确立的礼乐四诗主要是雅颂诗。雅颂诗的产生时间是周公时代,为礼治仁术,逐步成为经典,以后代有续作。礼乐崩坏,风诗大量产生,孔子正乐主要是郑声一类的风诗。因此,《诗经》的形成时间是逐步的,到孔子时代最后完成,而风雅颂主要是按照历史、地位来确定的,不是根据音乐来分的。     

解读《夜莺颂》的死亡情结

浪漫主义诗人都有一定的死亡情结,这种死亡是审美意义上的。本篇论文选择以“死亡”这个主题为切入点,在对济慈的代表诗作《夜莺颂》进行文本细读的过程中,试图发掘这首诗死亡主题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死亡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生的残忍剥夺,不是简单的消亡,而是对丑陋的世界的否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成。对死亡的迷醉体现了同样强烈的对永生与重生的渴望。死亡不是终结,而是通向永恒诗意王国的必经之路。     

略论《诗经》中战争诗的内容特色

《诗经》中的战争诗有三十篇左右,反映了周朝那个特殊时代的战争烽云。依据其内容,大约可分为颂美和怨刺两种基本类型。在篇数上,颂美诗比怨刺诗略多。两类诗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前者歌颂了国君、大臣在开国、平定内乱及抵御外辱方面所作的贡献;而后者则多是王朝走向衰弱,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的哀歌。     

颂为"仪式叙述"说

本文立足古今有关颂诗起源及形态的材料,运用人类学及中西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颂诗起源于祝祷活动,是用于仪式的赞述之辞,三代仪式以祭祀为主,也舍有巫术、行政、节庆等多种内容,所以仪式叙述辞的内容既有述赞祖先神灵的颂歌,也有叙述宗族历史的"系世"、"故志",以及传授经验的"地志"、"月令"等;颂的主体,则有巫祝、祭司、瞽瞍、史官等多种身份,"表演"方式则有唱有诵,还伴有舞、乐;颂所依附的仪式,集行政、娱乐、教育、审美等功能于一体.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略谈《八千颂般若经》历代汉译本的特点——从梵汉对勘谈起

《八千颂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多次予以翻译。本文根据梵文校勘本和六个汉译本所进行的梵汉对勘,分析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并揭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由此一窥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     

周紫芝颂德诗文与政治生态

周紫芝是宋南渡时期颇负盛名的诗人之一,晚年为秦桧作颂德诗文,为后世所诟病。对周紫芝颂德诗文的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背景,理解在秦桧高压政治生态下形成的文人士大夫的特定心理,是了解周紫芝颂德诗文的关键。通过对其文学作品的分析,也能看出在政治高压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衰退。     

汉朝刑具拘系制度考述

汉代官府对捕获的罪犯在刑具拘系方面大致分为“缚系”、“械系”、“钳钛系”三种形式, 在司法处理程序的不同阶段分别施行。对囚徒私解刑具规定有严厉的惩罚,地方行政长官和主管案件审理 的官吏有权临时解脱犯人的刑械,囚徒遇赦也可以除掉刑具。西汉前期到东汉,朝廷陆续颁行了“颂系” 制度,对贵族、官员和老幼孕残犯罪之人在刑具拘系方面给以某种照顾。     

《橘颂》、《赋篇》结构模式探源

在追索我国古代咏物文学之起源的过程中,发现我国最早的"咏物体"作品--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在结构模式上具有同构性,即重言而递进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与先秦诸子纵横家论辩之辞所常用的表述方式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同构关系.今不辞浅陋,对这一现象进行揭示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