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份认同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基于西安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西安市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现状调研数据,以政治参与中基层政治选举为切入点,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视了当前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情况,但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不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另外,一定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敏感度能够增强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可能性。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学术数据库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规制研究

学术数据库商的经营活动涉及知识传播的公益与投资营利的私益之间的平衡。学术数据库并不天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学术数据库商可凭借“独家授权协议”、行政政策等方式获得市场支配地位。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学术数据库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实施不公平高价、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以及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使得公益与私益失衡,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竞争秩序,反垄断法应介入予以规制。根据个案中学术数据库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情况,可采取行政处罚、取消不当行政政策、拆分为公益与商业数据库并建立开放获取措施等方式进行规制。     

谁有权为女人命名——从《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命运谈起

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借用傻瓜的视角,质疑人们以往思想中的众多概念,关于"女人"的定义也是其中之一.阿来深怀同情地观照了历史中的女性地位,试图为卓玛敞开一个新的可能性的生存空间,但他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其男性视角,无法真正为女人重新命名.     

《民法典》时代商用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商法构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中国需要一部独立的“商法通则”统摄商法规范,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商用人工智能是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事营业中应用的人工智能,这类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加剧平等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危害市场秩序,是“商法通则”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特别规制的对象。就法律地位而言,从商法理论与规则出发,商用人工智能可以借鉴企业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成为既是法律主体又是法律客体的商法存在。具体到规则层面,原则上商用人工智能是主体,特定情况下商用人工智能是客体。登记后的商用人工智能原则上是法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其设计者、开发者和生产者可以作为类似于股东的“所有者”承担有限责任。在特定情况下,由于商用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于营业资产的财产属性,所以其可以被“所有者”转让或出租,此时的商用人工智能是法律客体。     

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地位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的实施,三江源愈益引起世人的关注。本文第一部分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三江源的生态地位,认为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好坏不仅对青藏高原,而且对全国乃至整个东南亚都具有重要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现状及面临的生态危机;第三部分分别从人口、资源、环境三方面提出了三江源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文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

重视保持管理控制,跨代传递企业领导权是家族企业的根本特征。而2011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不计划将领导权交给子女的企业主比例超过了计划让子女接班的企业主比例。对上述现象,由于现有研究局限于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对代际传承的影响,忽略了外部制度环境的潜在作用,不足以给出深刻剖析。文章首次将外部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联系起来,提出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企业经营的长期导向,而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可以抵御不利制度环境感知的影响。研究采用第九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上述理论命题,结果完全支持假设,揭示出制度环境与家族持续经营意愿的内在逻辑,以及企业家寻求政治地位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