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用经济方略治理青海藏区

历代中央政府大都采取“安藏必先安青”的政策 ,所以用经济方略治理青海藏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 ,青海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不利因素 ,因此必须坚持从青海藏区实际出发 ,抓住历史机遇 ,趋利避害 ,扬长避短 ,才能促进青海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本文的具体措施建议为 :大力发展有机农牧业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培养人才 ;加大扶贫力度 ,加快资源开发 ;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藏区稳定。     

青海卡力岗人研究综述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居住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部的卡力岗山区的一部分说藏语安多方言,有部分藏族生活习俗的回族穆斯林,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十多年来的卡力岗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也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不足。本文旨在对这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学术回顾,以求为今后的卡力岗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做好准备。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青海藏族千百户制度研究

千百户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在青海牧区的藏族社会中存在了几百年,这种制度的实质与土司制度并无大的差异,它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历史、环境、社会原因。文章利用文献资料对青海藏族千百户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千百户的空间分布、千百户的历史作用作了深入分析。     

基于地质遗迹景观的川西藏区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地质遗迹是自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旅游开发的“核心”资源。文章聚焦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地质遗迹景观川西藏区,通过梳理川西藏区地质演化历史,阐释了该区域地质遗迹形成的背景,同时对该地区地质遗迹景观进行分类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川西藏区依托地质遗迹景观开发生态旅游的对策建议。     

控御与潜流：清中期青海地区民族交融情形探讨

清中期青海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增强,为清朝实施以蒙藏分治为核心、严格控制口内外民族交往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隔离政策奠定了组织保障。这种外在的制度性干预,对青海口内与口外造成不同影响：口内较少受到民族隔离政策影响,民族融合广度与深度持续增强;口外及其与口内的民族交往交流受到抑制,遭遇多个层面的抵制,但民族交融生生不息,消解着清朝的政治权威性。这说明源于物质生活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族际交往交流是自然趋势,民族交融乃是历史所趋与民心所向,并不因国家权力干涉而停滞。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多元文化发展研究

近年来,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走廊、文化通道,中国正在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学界以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为纽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历史地理、经济贸易到宗教文化,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到国家文化安全等诸多方向。学术领域多元交汇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以地域文化为分野的研究传统,如敦煌学、西域学、龟兹学等形成体系;在传统的丝路文化节点之外,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的地区文化。随着国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战略推进,对丝路青海道的研究也显得极为重要。文化多元的丝路青海道在魏晋之后,特别是吐谷浑时期替代了河西走廊的繁荣,连通中原;在当代又面临来自中亚的宗教文化、跨界民族文化的冲击。本文以丝路青海道的文化特征为切入点,探讨这条古老的陆地通道上的民族交融、文化变迁,以及当代的多元文化品格。讨论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典型地缘文化特征的"边缘"地区,如何统筹、平衡,建立稳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提出新时代实现青海道的复兴,必须建立和谐的生态发展体系,即健康的文化体系、特色的城镇文化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环境。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