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文化归因:“中国经济奇迹”的一种新释义

我国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交叉并存的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社会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和碰撞。文化、制度、科技与产业是相互耦合的,并深层次嵌入于我国改革、创新与转型的整个过程,推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四维"基础上的跨越发展,将直接加快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利于谱写"中国经济奇迹"新的篇章。     

失范理论视阈中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运用失范理论范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理论范式及运用语境上,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宏观结构困境引发微观个体失范的具体表现与最终结果。在生成机制及实质上,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体现为变迁、断裂导致的失范,实质上是大学生社会适应不足导致的社会化偏差。在化解场域之学校非正式群体上,社会群体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中介,学校非正式群体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场域,是化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本途径。     

试论“枫桥经验”中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

2018“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表明枫桥地区是一个信息全对称的高社会资本存量社会,治安志愿者、治安志 愿者组织等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主体在纠纷化解、犯罪预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且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治安志愿者、治安志愿 者组织等非正式控制主体与枫桥社区安全感显著相关。最终发现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控制能够取得成功与 我国“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治理主体注重重塑集体记忆、将非正式社会控制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搭建快乐体验 路径来提升非正式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

在对经济制度变迁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的原因、来源和作用方式。1)基于民族文化形成的民族集体认知模式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动力,通过一般动力的作用,可以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性的经济制度,这些秩序化的经济规则有助于降低民族经济活动不稳定性预期,但因为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之间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一作用过程没有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外部适应性。2)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存量增加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创新动力,但受民族文化结构中人文和科技的结构性失衡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在创新选择中对知识(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的认定与把握有所不足,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受民族文化自我创新驱动的作用不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制度创新多数属于"搭便车"现象。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帮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基于2010—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商帮文化起源地的地理邻近性来度量商帮文化,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即地域内商帮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这一结论在利用省域三级以上河流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商帮文化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国老人对专业帮助服务的态度研究

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害怕亲近量表"探索中国老人对专业帮助服务的态度.研究数据来自对中国重庆150名老人的调查.测试害怕亲近的显著因素包括信任水平、心理健康特征、家庭支持度及朋友支持度等.研究发现,一个强大的家庭支持体系往往削弱了中国老人与专业帮助人员分享信息的意愿,而强大的朋友支持体系增强了他们与专业帮助人员分享信息的意愿.     

非正式制度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体品质培育机制,在这个机制中非正式制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对民间规约、民间仪式、私学教育机构和民间道德楷模等非正式制度在中国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作简要分析.     

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儒家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利用2012年全国第十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显著影响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高,其社会责任履行质量越好,即表现为更高的慈善捐赠水平和更强的环境保护力度,且更积极地参与民间公益组织合作.进一步检验表明,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儒家文化的作用效果,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的促进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将外部非正式制度与内部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拓展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弱制度"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理解,同时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