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     

旅游保险:保险市场的假日经济

关于假日经济,有一种民间的非正式说法:假日经济是因为有一部分人休息,而使另一部分人获得工作. 近年来,为拉动经济发展,政府提出了"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在此前提下,推出了"五一"、"十一"、"春节"三个七天的假期,使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达到¨4天,为居民消费、休闲度假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奠定了假日经济坚实的基础,从而让假日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

在农民工维权研究方面,无论是"对策法学模式"还是"民工维权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是在正式的既定法律框架下来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就造成现有研究成果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农民工非正式维权行为的长期普遍存在.通过对"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法律分析可见,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运行于非法律的社会机制之中,正式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非正式利益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制度与结构:中国社会关系研究

纪莺莺在《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非正式关系渗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之中,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梳理韦伯以来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可以归纳出四种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不同路径:"特殊主义"和科层制、庇护主义、儒家社会理论与"关系",以及社会网络研究。这些路径在理论背景、     

灾后重建中的非营利组织与非正式参与途径

在灾后重建中,人们往往重视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正式援助计划,而忽略了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非正式参与的力量。事实上,小规模之"自主性策略"取代自上而下中央集权式政策执行也是行之有效的灾后重建措施。文章认为虽然非营利组织非正式参与灾后重建的四种新途径或模式,能有效参与到灾后重建过程中来,但非营利组织能否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取得成效,除了选择适当的模式外,还需要考虑自身的"二元性"问题,尤其要注意外来的以社会服务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与本土社会系统产生冲突与抵抗的问题。     

非正式交谈的写照：电子邮件和口头语言

探讨了英语电子邮件的语言属性,从篇章结构中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特点出发,以收集的英语本族语者的20封电子邮件为语料样本,展现其所具有的口头语言的特征,说明电子邮件语言是非正式交谈的写照。     

高校班级中非正式群体管理新探

凡是有正式群体的地方必然同时存在非正式群体。而重视对班级非正式群体的研究,恰恰是高校班主任和教育管理者进一步强化管理工作,实行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和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两种理论下,创建积极的非正式群体,组建相容集团,选择有效的激励方法,组织特色文化活动都是有效管理这一群体的手段。     

透视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分类及对两者在制度结构、制度绩效、制度联动和制度变迁等方面关系的阐释,恰是用来释解我国学者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论题的对应框架,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新颖理论智识,对在该论域研究的知识增量中吸纳国外先进经验和输入其他学科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试论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地区,聚居着藏族、壮族、彝族、苗族、羌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具体表现为不尽相同的各种自然崇拜观念、禁忌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生态文化属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能减少其他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的实施费用。传统的生态文化的变迁需要其他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