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隐忧之克服

现行司法以推论方法认定集资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这存在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之隐忧。推论标准重一般而轻特殊（指商事特性）、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是隐忧生成的基本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克服现实隐忧的办法是更新推论的思维与技术：观念上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技术上重视反证,坚持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切实解决辩护意见“采纳难”顽症。而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疑的案件,按照刑法的谦抑精神分别案情处理,而不是勉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品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试论金融诈骗罪

我国1979年刑法中只有诈骗罪的规定,而没有专门规定金融诈骗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了集资诈骗罪等有关金融诈骗罪。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肯定了《决定》的一些情况,增设了很多新的罪名,并在分则第三章中专设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本文通过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司法界定、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阐述,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认识,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打击和预防金融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研究

"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犯,由犯罪目的决定其在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在客观方面则表现出仅是作为形式等诸多特点.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应当考虑综合因素.     

贷款诈骗构成要件疑难问题研究

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疑难问题集中地体现于二点:单位骗贷问题与非法占有目的。本文在疏理了对单位骗贷问题的无罪论、等同论和变通论等观点之后,重点阐释了变化的不足与等同论的合理根据。对非法占有目的问题,应在应然上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的不要说。     

保险诈骗罪若干问题之审视

我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制存在较多疏漏和模糊之处。保险诈骗行为远非法定的五种,应在刑法条文中增设一项概括性规定以避免无限制的扩张解释;采用结果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模式既符合立法原意也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有必要把保险诈骗罪由特殊主体扩充为一般主体;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有高度盖然性,但不具有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仅实施了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而未向保险人索赔不应并罚;法定刑的设置应注重与其他金融诈骗罪相均衡;应增设“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     

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确立,对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范围予以限定：当非法占有目的以隐形之形式出现时,具体应采用左顾右盼法、体系考察法、自我审视法进行判断,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予以限定。     

贷款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为防范、惩治改革开放后日益猖獗的贷款欺诈行为,我国刑法新设了“贷款诈骗罪”。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该罪在设计上尚存在一些疏漏。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贷款诈骗罪。     

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对实物价值的利用

财产犯罪是刑法分则中极其复杂的一类犯罪，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在理论界更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在大陆刑法理论中就存在排除权利者的意思说，利用处分的意思说和折衷说三种学说，本文将在折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非法占有的目的不仅限于对实物的占有，还包括对实物价值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