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反思--从一则案例谈起

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能否构成正当防卫,这一问题不仅在犯罪客体复杂性的视角上有厘清之必要,而且即使就单纯的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而言,也可以构成正当防卫.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法条、相关理论、实质、立法价值取向以及正当性标准的剖析,对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挑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

文章在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国家对待该规则的态度的介绍以及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此规则相应规定的分析,论述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并对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粗略的设想。     

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培育和规范民间组织研究

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的功能,常被看成是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有益补充,能够增强社会资本的储量,是民主的治理方式或是对国家的替代甚至抵制。基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的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政府应对慈善公益类、经济类、科技类、社区服务类民间组织采取多样化的培育支持策略,针对民族政治色彩浓厚且以社会自治为目的的民间组织采取不鼓励、限制其发展的分类实施控制。     

实践语境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人权和限制刑事司法权规范有效地行使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进步和科学的重要标志.但从实践的视角审视,该规定的司法贯彻又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和实践难题,如何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最大限度地排除和修正这些阻滞因素从而保证该规定得以有效贯彻和实施就成为刑事司法实践的重大理论课题.     

社科联活动剪影

2008年7月8日至13日,全国社科联第十二次学会工作会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社科联的163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出席会议并讲话,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分管领导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公民身份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在于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公民社会空间。作为历史范畴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品德,对我国公民身份的变迁起着共生性的推动作用。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改革之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及二元色彩逐步被现代公民的角色所代替。公民身份是极其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根据现代公民身份理论,其基本含义主要强调单体公民的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义务精神,对共同体的责任。     

非法取证诉讼监督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和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于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并就证据问题的发现、调查、认定与制裁作了相应规定,涵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基本流程。文章立足福建检察实际,以具有代表性的五家基层检察院为标本,比对分析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前后一年开展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实况,研究制度运作面临的困境,检视制度运行的实践效果。重新梳理监督理念与诉讼结构,提出从宏观向度夯实诉讼监督基础,从微观向度完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制度规制,为破解困境提供正当路径。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     

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疑难问题研究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于52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该条规定本身过于原则,实践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首先要对行政证据概念加以界分。其次应明晰与严格限制证据收集主体的"行政机关",除实物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之外,还应有条件的允许言词证据的使用。最后在刑事诉讼中采纳行政证据,并非在最终判决中采信,行政证据要严格遵循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好瑕疵证据的解释与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