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排除问题

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违法取证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通过结合域外的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方在取证举证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私人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以不排除为原则可能更为合理。在这一原则下应兼顾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协调一致,还顾及了我国目前私人取证的极大需求和弱势地位,同时也不致一味采纳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而造成更大的侵权。此外,一些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完善,以期在明确易行地解决私人违法取证问题的同时,也能够预防未来的私人违法取证现象。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研究

由于登记婚姻制的强制性,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是两个存在交集的概念,两者的法律后果部分重叠。非婚同居有别于婚姻,不能直接适用有关婚姻的规定,但又要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使得其合理的诉求不至于被法院拒绝。有些关系则可以类推适用婚姻关系的规定如家庭暴力、姓名权、人身自由权等,应适当限制非婚同居者之间的权利,以维护婚姻正常的家庭职能。     

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疑难问题研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最大的犯罪之源,应予以严厉打击。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给以严厉打击的前提,对其认定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也不可刻意拔高标准。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要以《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立法解释为依据,彻底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和坚持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应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即非法控制性特征,界定“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界限以及严格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只有准确地研究和解决以上疑难问题,方能在“打黑除恶”行动中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     

自由证明法则及其运用

自由证明是严格证明的对应概念,是指在审判过程中裁判者解除了对严格证明的两大限制所进行的相对较为随意的诉讼证明活动,即裁判者不考虑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证据的要求,以及证据是否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而选择的证明方式。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自由证明与适用简易程序目的相一致,亦与间接审理的合理性相契合,它体现了对国家利益保护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也是保证诉讼公正的一种证明救济方法。证据材料经过自由证明或严格证明后,方取得证据能力,成为法官进行自由心证的基础。     

论非法供述的审查与排除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非法获得的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很少被排除。通过对域外国家非法供述排除程序的考察,提起供述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是辩方和法官（特殊情况下）,审查争议的时机包括审前动议、当庭异议或证据禁止程序,对于供述是否合法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这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供述审查和排除程序的构建和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运输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运输毒品罪是一种严重的毒品犯罪,由于这一犯罪与其他毒品犯罪既有密切的关联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应注意把握其构成特征,而且应弄清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低价倾销的新思考

文章通过构成低价倾销的两个要件,得出低价并非倾销,所谓的“低价倾销”根本不存在。因此,企业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定价,及时对市场进行反馈,保证自己与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出现在刑事诉讼中,近年来,随着民事诉讼法律的日臻完善,该规则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释义、来源、发展之考察,英美法系、大陆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操作之比较,可以比较两大法系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规定、司法操作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