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堪称＂佘祥林案＂的翻版。发生在当今法治社会的两起如此相似的冤案引发了各种争论,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存在着有罪推定、非法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等诸多问题。在发现这些问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以避免类似冤案的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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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容评价及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能减少刑讯逼供,有利于侦查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效保障人权,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我国从1998年至今逐步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配套的司法解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确立律师在场帮助权,将非法视听资料纳入非法证据范畴,慎重适用可补正规则,确立当事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被驳回的上诉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制约因素和对策分析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其实施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从环境因素看,我国法律缺乏足够的权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难以从现有法律体系中获得力量。其次,从主观上看,它受到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刑事法律的主要精神、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其三,从客观上看,其实施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问题,要实现法治,树立法律的权威,当前要做的是逐步解决上面提及的阻碍其实施的具体因素。     

口供规定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之研究

口供,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之一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合法证据存在于古代的法律之中,至今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审判,也导致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非法获取口供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借鉴了联合国和国外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定,在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刑诉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同时对零口供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人民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中,对证据的审查、证据链的证明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此案件,笔者认为有必要作一分析研究.     

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实践语境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人权和限制刑事司法权规范有效地行使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进步和科学的重要标志.但从实践的视角审视,该规定的司法贯彻又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和实践难题,如何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最大限度地排除和修正这些阻滞因素从而保证该规定得以有效贯彻和实施就成为刑事司法实践的重大理论课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防范——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和排除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与国际人权保障标准有一定距离.更重要的是,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有困难.我国应该在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完善其他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以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树立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