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族装饰纹案在本土广告中的表现形式及审美意味

蒙古族装饰纹案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蒙古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漫长的蒙古族民间文化发展史表明,蒙古族装饰纹案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来自生活实践、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等。以文艺美学的视角审视蒙古族装饰纹案在企业标志、商品包装、平面广告及多媒体广告中的运用,可以透视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同时促进广告设计的发展和蒙古族审美文化资源的丰富。     

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词《定风波·赞柔奴》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岭南荒僻之地。王定国之妾柔奴随行,两人感情非常好。后来,苏轼见到王定国,发现他经历此劫不但没有颓废,反而性情更加豁达。苏轼问其缘故,王定国说,只因有柔奴陪伴。苏轼问柔奴：＂岭南应不好？＂意思是,异乡荒凉之地,寂寞艰苦的生活,应该是很难熬的吧？柔奴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个小女子真的有大胸怀、大境界。     

创新卫生计生执法机制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

随着卫生计生机构改革的深度融合,湖北省利川市充分整合卫生监督局及计生执生大队资源,有效提升卫生计生行政执法效能,同时,积极构建与周边省市联合查处体系框架,成功探索出跨部门跨区域联手打击非法行医综合执法模式,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良好就医环境和医疗服务安全。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在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一些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手术,严重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威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本文通过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中犯罪主体的范围、犯罪客观方面的概括和表述、该罪各档次法定刑的适用情节、非法行医过程中进行的破坏节育手术的行为应如何定性等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韩国外籍劳工政策及外籍劳工现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韩国国内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内某些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量外籍劳工从亚洲各国不断涌入韩国。为了解决国内一些产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韩国建立了"外国人产业研修生制度",并通过该制度从亚洲各国接受了大量研修生。2003年7月韩国又制定"关于外国劳动者雇佣等的法律",决定从2004年8月起实施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并同原来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并行实施。     

从德普案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立法的局限性及对策

虽然我国在立法方面对商业贿赂行为已有禁止性的规定,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专门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规范性文件明显不足,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措施力度不够;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这就导致执法主体过多、执法手段单一,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立法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健立健全财会信用制主,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赋予行政部门相应取权,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加大惩处力度;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     

对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问题。对此问题作一深入探讨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人民法院岂能为学术不端行为张目？——评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所谓侵害名誉权案的一审判决

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一案于日前审结。天津市语言学会认为: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律程序,将依法提出上诉。(一)2005年5月30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西民二初字第2352号),宣布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名誉权纠纷一案审理终结。《判决书》说:“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27日,被告在中国学术批评网发表了《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一文,文中写明,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的教师沈履伟去…     

“民营”经济的法律环境

“民营”经济一词尚未为法律所接受，故还不是法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存在不同理解。本文从宪法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评价、企业设立条件的法律规定、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经营条件的法律规定等方面，清理 了现行法对“民营”经济的基本立场，否定了法律歧视“民营”经济的说法。随后文章指出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对 “民营”经济的限制，并揭示出该限制的非法性。文章又对政府近一时期就“民营”经济采取的鼓励、优惠政策 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就产业政策排挤中小投资的做法提出批评。作者鼓励广大“民营”经济投资者积极依 法维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