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解读艾丽斯·沃克作品的后殖民视角

艾丽斯.沃克笔下的非洲充斥着因殖民侵略而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位移者形象,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洲部落的民族文化也因此而经受着巨大考验。沃克由此提出了在不利环境中保存非洲黑人文化这个美国黑人及非洲人民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关注非洲部落及其民族文化生存危机的同时,沃克探讨了位移者,包括非洲部落、非洲文化和非洲女性的身份问题。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海上无路标》解读

V·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小说《海上无路标》讲述了即将离开人世的主人公爱德蒙.卡尔在海上旅行时所经历的心理巨变:从人类中心主义者转变成生态主义者,并顿悟到回归自然、追寻诗意栖居之美的生命真谛。爱德蒙.卡尔这一角色反映了韦斯特丰富的生态思想: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解除人类精神生态危机;倡导回归自然,构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生存境界。韦斯特的生态观表达了她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和关怀,对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的追寻。     

伏都教与黑人民族主义——评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的内核

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是非洲裔美国文学的一枝奇葩,其孕育和发展始终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生活土壤中,折射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通过对欧美侦探小说的戏仿,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家造就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既不囿于欧美侦探小说模式,又具有弘扬非洲裔美国根文化和彰显黑人种族智慧的独特魅力。     

反思环境审美中的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基于当前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美学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在主要的环境鉴赏模式理论中,卡尔松二元论构架与柏林特整体论都暗含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这种伦理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移是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是审美主体性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审美主体在环境鉴赏中的合法地位,并建立起一种自由且健康的环境美学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产品介入度与国产产品购买意愿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相互碰撞的过程,人们会出于民族中心主义情感购买国产产品,但也会理性地对某产品产生介入再做决策。论文基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产品介入相关理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经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产产品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不同维度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产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产品介入度负向调节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国产产品购买意愿的关系。最后给出建议：国家品牌战略实施和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培育“中国制造”的质量竞争优势,还要巧妙运用中国消费者的“自反性”,从而有效提高消费者对国产产品的购买意愿。     

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

核心提示：奥巴马是值得每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为之骄傲的总统,2008年他创造了一个黑人的美国神话。他是一个迷人的政治家,却不是一个称职的治理者：他希望融入的心理给他带来了魅力,却也让他在面临无法融入的窘境时选择消极逃避：他有着超凡的演说能力,却时常说不服自己。这就是美国的第44任、第45任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法律中心主义的除魅和多元秩序的呈现——读《无需法律的秩序》

埃里克森教授在对美国加州夏斯塔县牧民处理纠纷方式进行实际考察的基础上,运用法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论证了非正式规范存在的正当性,驳斥了流行的法律中心主义话语,从而呈现了一幅由多种规范体系构成的多元社会秩序图景。该书的贡献在于,将法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分析非正式规范,而不足在于＂福利最大化＂假设存在着错误。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历史演进及其当前困境探析

1987年,随着《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问世,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传播开来。追根溯源,18世纪的森林可持续产量理念、20世纪的资源保护思想以及在对其反思基础上产生的土地伦理,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而二战后高速开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造成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引发学界以及国际社会对发展与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进而直接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问世。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推广的同时,其固有的理论缺陷以及难以消除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使其在解决具体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时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理念应当借鉴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准则,追求人类内部以及与其他物种的生态正义,最终创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宜居社会。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环境污染罪构成要件再阐释——以《民法典》第九条为底层伦理

污染环境罪修改后接连出台司法解释,事实上反映了本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定罪标准的弱化。随着环境保护需求的日益升高,因规范上的需要,实践中产生了将部分并没有恶化环境质量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将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界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污染环境罪,污染环境罪存在构成要件范围被规范解释得过于宽泛的问题。究其原因,立法层面上罪名设置不合理、“违反国家规定”等语词使用不准确,司法层面上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因实质化倾向造成的松动共同带来了定罪标准的松动。《民法典》第九条表明,绿色发展模式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伦理,而法秩序统一性能对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产生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应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界定污染环境罪：污染环境罪应当既是实害犯又是抽象危险犯,本罪的结果和罪量应当根据法益具体阐释,主观构成要件或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