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话外脑

正人口红利没有了,资源压力日益凸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如果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都不强劲,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在哪里?创新应该是答案之一。什么是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有经典的定义:"推动和保持市场经济的引擎转动的根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品,生产和运输的新的方法,新的市场,新的工业组织……"熊彼特认为这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但我     

政治

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预测，今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美国人变得太泄气之前，他们应以全面的角度正确看待问题。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角度看，美国要比中国富数倍。单纯的数字不能揭示卫生、教育和环境方面的差距——污染的影响在中国大型工业城市尤为严重。     

关于建设美丽天津工作的几点思考

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天津市委十次全会提出建设美丽天津,将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并在全市展开了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当前我们需要迅速的有执行力的行动,也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深入的思考,需要充分认识到,建设美丽天津不单     

新书推荐

正《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周言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1949年之后的与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身后,别具匠心地梳理了许多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脉络和史料,极大弥补了"王学"研究的空白。     

浙江“六有”引领浙商大回归

正2011年底,面对"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出台《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希望寄托于750多万省外、海外浙商。这些浙商2011年投资规模超3万亿、创造财富超6万亿,是浙江GDP的数倍。浙商回归,2012年前浙江各地市悄然推行的举措,也旋即上升为浙江"一号工程"。两年多来,浙江各地在"六有"上下功夫,     

山西现代工业的开拓者——王梦龄

王梦龄,1882年出生于山西平鲁县武家沟村一户贫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14岁考中秀才,18岁被选入山西大学西斋,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英国。1905年赴英进入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机械系学习,四年后又转入本校电学系学习,1911年取得了该大学机械和电学两个毕业证书,获得硕士学位。在国外学到了不少的理论知识,为了掌握实际操作技能,王梦龄又到当地一家马氏电机厂当练习生,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他掌握了机械及发电厂从设计到安装运转等整套的操作技术，并于1915年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国后，王梦龄先在山西大学任教，1917年受聘于山西修械所（后扩建为山西兵工厂），任机械和电气两个科的科长，直至1928年因不满意该厂厂长张书田（阎锡山的妻亲戚）实行的包工制而辞职。辞职后，王梦龄仍专心致力于民族工业，先后接受太原、阳泉、榆次、新绛、大同、临汾、呼和浩特等地的电灯公司及面粉厂、钢铁厂、纺织厂的聘请，投身于当地的开发建设。因当时没有电网，办工厂首先需建发电厂。     

论民族工业发展与电力工业成长的相关性——以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电力企业的地域性绩效差异为中心

立足于电力工业是社会基础设施这一前提,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进行的研究,大多得出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一种依附于"洋电"的"寄生性发展"的结论。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省电力企业在经营绩效上存在着较大的地域性差异,而带来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原因是工业用电和照明用电这两个市场规模的不同。由于工业用电市场需求的扩大主要源于工厂电力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民族工业的勃兴才是电力工业发展的推手。位于纺织业发达地区青岛的胶澳电气公司,在被日本资本合并以后呈现了迅猛增长的趋势,而处于内陆地区济宁等地的电力企业却陷入倒闭的这一现象就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佐证。因此,不是民族工业依附于"洋电"得以发展,而恰恰相反,是"洋电"寄生于民族工业才得以壮大。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缘起与现状

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工业遗产保护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主要梳理在历史推进的各个阶段，不同国家地区对工业遗产保护作出纲领性国际准则，在国际化背景，浅析中国工业遗产缘起及现状，简要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     

四川转型升级发展报告:七大优势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80%

正~~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遇和挑战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城市历史文脉延续的价值。作为一个民族或社区根性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其反哺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带来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其发展带来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需要政府的政策调控与支持，需要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民众的文化自觉与主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