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新疆三区革命是在盛世才反苏反共,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盘剥的反动政策逼迫下,在苏联的策动组织下发生的,是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斗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过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生育革命非常规性背景下的老年人精神问题探析

生育革命是人类社会最为剧烈的变革,生育动机、生育需求、生育行为的合理变化是人类社会逐步趋向合理的表征.中国的非常规性生育革命,是由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和落实而导致的,这一跨阶段的人口变革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导致了老年人精神孤独等问题.解决非常规生育革命背景下中国老年人精神护疗的问题,可采取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社区依托功能、坚持教育主体地位、加大宣传力度等对策.     

徘徊在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

革命意识规约下的女性意识,作家真实自我的鲜明印记,百转千回的情感郁结和体验,既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主旨暧睐不明、意蕴横生的主要原因,也造就了它超越时代的永恒艺术魅力.从叙事状态、丁玲特殊的人生经历、写作传统和个性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个人化解读,认为正是作者在革命者和女性身份之间的游移,业已形成的五四写作传统与新的革命形势的遭遇,被国民党囚禁的屈辱经历和强烈个性注定的表达欲望的纠结,带来了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使文本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从俄国革命的角度解读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

列宁从推进俄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对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批判.在建党时期,列宁同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从理论信仰到组织原则上都避免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同取消派进行了斗争,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相比,在组织上不断清党以及立足于俄国国情找到一条将党的革命纲领与党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的现实途径是列宁战胜伯恩施坦主义的主要原因.     

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30周年

托洛茨基是早期苏共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毕生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然而,他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历史是公正的,托洛茨基最终得到肯定,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树分不开的.其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是最突出的.托洛茨基早期的不断革命论是其革命理论的根基,是一个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战略构想,并经受了十月革命的检验.之后,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完善,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理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革命论、政治革命论、世界革命论等,从而形成了宏观的社会主义运动完整版的不断革命理论,其实质是广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对不平衡规律的运用,是对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高扬.     

列宁关于反对"革命空谈"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党内存在着严重的热衷"革命空谈"的倾向.列宁深刻揭示了"革命空谈"的实质和危害,提出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空谈"的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他指出,"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革命空谈"不仅造成日益激烈的党内争论,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使党不能集中精力于党所面临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还会使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疑惑甚至抵触情绪.列宁强调,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要"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要面向未来和实践,不能停留于昨天和书本.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悬海外。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质。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二者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不但可以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