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浪漫主义完美句号——格里埃尔《花腔女高音协奏曲》创作手法初探

首先回顾了俄罗斯音乐家格里埃尔重要著作《花腔女高音协奏曲》的创作背景;然后对《花腔女高音协奏曲》独特的结构思维、主题旋律特征、人声乐器化特征和独特的配器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赏析;最后指出,作为20世纪的作曲家,格里埃尔坚持用自己熟悉的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语言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到这部被称为"天国之歌吟"的协奏曲当中,为俄罗斯浪漫主义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世界科技创新趋势与启示

现阶段"现代化进程强大的客观需求"和"知识技术体系的内在矛盾"正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正处在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催生出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迫切需要开发新的资源能源,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科学领域""能源和资源域""信息网络领域""先进材料和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领域"这六个方面孕育着重大的创新突破。科学问题的重大突破和技术的变革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地位。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将大幅提升我国自主创新与规模产业化的能力。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解码深圳大革命时期的关键人物:郑奭南

郑奭南是深圳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是中共宝安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曾任宝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24年至1928年期间,他与黄学增、龙乃武等人在宝安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为深圳早期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领导了宝安工农革命军的第一次暴动,却在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调离宝安,与组织失去联系,是深圳大革命时期的关键而又神秘的人物。     

胡适倾向于浪漫思潮吗?——与汪荣祖先生商榷

汪荣祖先生提出,五四时期的胡适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启蒙",而是"出于激情",充溢着"浪漫情调",倾向于浪漫思潮,这打破了学界对胡适的已有论断。以卢梭为源点的浪漫主义是对崇拜理性的启蒙主义运动的纠偏,其要质在于重振以情感为主体的自然人性,来抗衡历史发展中"工具理性"的偏执。笃信科学,把科学理论化为思想观念,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胡适,既已热忱颂赞"工具理性文明",又怎能归于卢梭一类的浪漫主义思潮?根据史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点"过气"的味道了,而把一生尊崇自由主义的胡适纳入浪漫思潮则更显得错乱。     

冀南红色革命旧址建筑现状调研

红色革命旧址建筑完整的将那段红色峥嵘岁月呈现于世人眼前,同时也是我们回顾红色革命精神与历史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冀南地区红色革命旧址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两种手段,对其历史背景与现状有了初步认识。将冀南地区红色革命旧址建筑根据当时行政功能划分为四类：党政机构、军事机构、后勤保障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并对其现有建筑特点进行了初步讨论,为下步探讨其保护与活化打下良好基础。     

从英雄传说到民族史诗——爱沙尼亚《卡列维波埃格》简论

爱沙尼亚是东波罗的海国家,其民族史诗《卡列维波埃格》世界闻名。这是一部诞生于浪漫主义时代,典型的“以传统为导向”的英雄史诗,它由F.R.克列茨瓦尔德根据民俗资料,用古老诗体形式写成。史诗的主人公形象在编写过程中也经历了从森林巨人到文化英雄的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对这部史诗的产生时代、搜集整理过程以及文本内容与主题等方面加以概述,来揭示英雄传说史诗化的历程,并讨论史诗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意义。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后现代理论作为环境法学研究的话语策略选择

对话语策略问题的关注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后现代话语本身就是一套话语策略、一套有用的语言表达方式。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对后现代理论的关注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当前,应该纠正对后现代理论的误读、误用现象,正确理解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处境和法学研究的大环境,使后现代理论成为环境法学研究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