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 新观念

水似眼波横，山如眉峰聚。楼宇田边起，车拥村前路。”如今的江淮农村再也不是“远近横着几处萧瑟的荒村”，高楼取代了土屋，时装替换了布衣。变化的不仅是外表，日新月异的农村正从传统的观念中觉醒：从“养儿防老”到“关注女孩”，从“村官下派”到游说“海选”，从杂乱建房到渴望规划，从丰灾天定到关注生态连续     

“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其博士论文并是其成名作。该书中，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学术范式，对其形成、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最早的论证。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史华慈的这些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儒、释、道的养生观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养生观。认真总结儒、释、道三家养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对构筑小康社会,预防疾病、增强人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教育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家以及一大批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发动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运用史学这一有力武器,以革命“排满”、反帝爱国为宗旨,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例证,大力宣传民族革命主张,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这种对国民广泛进行的历史教育,为开启民智、鼓舞民气,促进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可以体验社区关爱

听老红军、老战士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利用暑假,参观市气象台及其自动观测站;在“春雨书画之家”学习书法绘画;放学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到社区文体活动中心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在山西省晋中市,社区变成了青少年们的乐园。晋中市关工委十分重视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在晋中市榆次区,9个街道办事处60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2004年11月5～6日,市关工委和民政局在榆次联合召开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现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参观了晋华社区、太行社区、八一社区等7个典型现场。老少共建、军民共建、资源共享、场地共用的特色经验,获得…     

后现代主义生态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价值转向

后现代主义生态观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亮点,代表了一种人类对自然更为深刻的理解方式。传统技术创新活动核心追求的是经济价值,但在后现代主义生态观的影响下,技术创新有必要实行价值转向追求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价值;用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对人与自然实行整体关怀的哲学来关注技术创新活动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以生态价值为取向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我们需要将技术创新活动终端从市场扩展到生态环境。为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需要提出多种措施来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生态价值转向。     

情归革命——从《白毛女》看“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写

纵观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仅就人性中的爱情话题而言,《白毛女》所呈现的是一个从革命文学“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向文革文学的无性别写作的过渡性文本。在对《白毛女》的不断改造中,人性的文学表达经历了一个浮沉跌宕的过程,它也预示着人性,特别是“革命时代的爱情”必然要经受政治考验的艰难历程。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大众化"高等教育应树立的教学质量观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快步迈向大众化”阶段,以教学为主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的专科学校,都应该明确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层次,相应树立正确的教学质量观,努力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延安女作家革命书写中的领袖情结

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存在走出家庭、追求信仰、投身革命的女性作家群体。在这一群体成员的革命书写中凸显出近乎于宗教虔诚的革命领袖崇拜倾向,其精神构成中内涵着强烈的领袖情结。在延安女作家的领袖崇拜话语中,可以梳理出情感逻辑、信仰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非理性因素。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延安女作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精神价值,借助于革命叙事有限地、部分地实现了介入公共政治生活、间接获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她们对于领袖人物的崇拜与书写,是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