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歌声就可以把那些家伙揍扁

每个母亲都会在圣诞节前为孩子准备小礼物,但在英国坎布里亚郡卡莱尔一所漆黑、幽暗的贫民屋里,只靠去救济站领牛奶和面包果腹的母亲莫拉格实在无能为力,她告诉儿子:"我的宝贝儿,今天圣诞老人给你带了首歌,让我唱给你听!"     

中国传统音乐美育思想及其现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美育思想十分丰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备受中国儒家的重视,他们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美育还有淳化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作用。但由于过多地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也使音乐美育带有一定的缺陷。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也影响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变革,在实践的摸索中,中国近代的音乐美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要求,引进了西方的美育思想,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特色。     

人间自是有情痴--读徐志摩的《我等候你》

徐志摩的情诗是他爱情生活的留痕,《我等候你》是他对陆小曼痴情的见证。这首诗不仅体现了徐志摩的爱情观、生活观,即追求爱、自由与美;也体现了他的艺术观,即诗歌的目的不是表现政治理想,而是抒发内心情感。这首诗按情感的自然流动分行,不讲究压韵和格式的整齐,具有浓厚的散文风格,同时兼具绘画美与音乐美,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一首抒情诗之一。     

声乐教学中的歌曲艺术处理

歌曲的艺术处理要把握歌曲的情感和风格，充分运用力度、速度等多种表现手段，并调动、启发学生的想象与联想，把歌曲的艺术处理贯穿于声乐教学的始终。     

诗歌写作教学初探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诗歌使人巧智"这是很有道理的。诗歌能在短短几句中把一定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确实值得人们回味。尤其是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更有可借鉴之处。诗歌与其他文体相比,有更强的情感度、精练性、形象感和音乐节奏。我常常回忆起少年时的情景:乡村的夜晚,月光下,村里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房前屋后,在村头巷尾,童声童气地高声唱着儿歌:"小竹桥,摇摇摇,有只小熊要过桥。立不稳,站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唱一阵,笑一阵,悠扬婉转的歌声清脆嘹亮的笑声,震荡着村庄,震荡着原野。     

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

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 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还将此情怀诉诸琴曲。在此背景下,大量古琴曲被作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假借潇湘文学意象,抒发独具遗民心结的惓惓之情,隐逸、避世、孤独、寄情山水则是其中的主题,因而出现了《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秋鸿》《泽畔吟》等琴曲。这一过程持续至明初。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可谓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性成果,奠定了后世对于若干琴曲的解读基调。明代以后,随着士人对宋文化的推崇,以及浙江、江西等南方社会文化的发达,遗民琴曲则被广泛传播,并对此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突发事件影响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再探究——以羌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非常规突发事件通常会对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巨大冲击与破坏,导致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危机后的长期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羌族音乐是羌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遗产,汶川大地震对羌族人口聚居区域的破坏也给羌族音乐这一文化形式带来了重创。在震后羌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上,"文化游牧""感情漂移"和"文化夷平"是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对以羌族音乐为例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和激励,让广大羌族民众产生自我文化认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发展民族经济,处理好新媒体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中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