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项羽之死——文化的视角

项羽兵败身死,除学界已多有探讨的社会背景、决策得失、谋略高下及其性格气质等表层原因外,深层次原因是“潜伏”于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仁义礼信”观念与“无颜见江东父老”意识、乡土意识与衣锦还乡观念和极端的复仇意识等。正因如此,才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广泛讨论,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关项羽兵败身死原因的论争,并最终使其兵败身死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     

纣王自经说质疑

公元前一○二七年,周武王率军渡盟津,战牧野,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在这场武王伐纣之战中,纣王的结局如何,西汉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是有具体记载的。据说纣王“昏暴滋甚”,武王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从"有命在天"到"我实负百姓"--从商纣王、项羽、隋炀帝的政治意识看古代中国政权合法性观念的演变

商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 ,统治权由殷人的祖先神也即社会的最高神上帝授予 ,故他的统治只需向上帝负责而不需顾及其他 ;项羽认为他的政权来自于楚人的支持与杰出的军事才能 ,故他的统治带有鲜明的地区色彩和军事色彩 ;隋炀帝的政权来自于宫廷阴谋与贵族阶层的支持 ,故他的统治立足于上层。三者的政治意识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因而被历史所淘汰 ;然而时代的发展又使他们从视“天”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发展到视“人”为来源 ,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

本文为已故朱东润先生(1896~1988)未刊稿,约撰写于1940年6月后不久。此前因教学安排,朱先生完成《史记考索》一书,以文献考订为主,但他的学术兴趣则更多地关注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研究,撰《传叙文学之变迁》加以探讨,其中包括本文,是有关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本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的成就和偏失。本文是朱先生学术鼎盛时期的力作,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     

死于诚信

公元前209年,项羽随叔叔项梁投入秦末农民大起义,发展相当顺利。谋士范增又为他们献上一计:立被秦始皇灭掉的楚国的后人为王,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家的起义军成为众多起义军中最核心的一支。     

“与天下同利”——楚汉争霸中刘邦获胜原因分析

在为时四年的楚汉争霸中,刘邦以弱胜强打败了项羽,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二是刘邦能够＂与天下同利＂,即满足其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利益与要求。本文主要对后者进行阐述。     

刘邦、项羽用人得失谈

刘邦从一个小吏开始起义，最终消灭群雄，吞并天下。善于用人可能说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而项羽继承祖业。拥兵百万。骁勇善战。最后落得自刎乌江的结局。用人不善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刘邦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这样说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才，皆人杰也。吾所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     

“与樊哙……步走”考辨

本文从考证“与”字入手,认为“与”是一个含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其含意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使”或“让”,故《鸿门宴》中“与樊哙……步走”句既不能解释为“(沛公)和樊哙……徒步逃跑”,也不能解释为“党与(随从)樊哙……徒步逃跑”,而应当解释为“(沛公)让樊哙……跑步跟随”。     

刘邦稳军心

楚霸王项羽想用杀刘邦父亲刘太公来逼迫刘邦投降,没有成功,他气得亲自出战,站在阵前,大声喊叫：“刘邦出来!”刘邦在将士的保护下出来了。项羽说：“刘邦,这些年来,咱们二人争战不止。天下为之不安,无非是你我两个人相持不下。为了安定天下,你敢亲自和我决一死战吗？”     

刘邦兼听得天下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各派势力又进行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厮杀.这其中以项羽为首的和以刘邦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最终成为抢摘胜利果实的主力军.从公元前二O六至前二O二年,刘邦与项羽为争夺天下的最终统治权,双方持续打了四年的仗,史称"楚汉之争".最后以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建立了汉朝而告终. 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得益于他的善听、善辩、善用.刘邦出身市井,学问不深,但颇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在他面前,只要你说得有理有据,哪怕他对你这人非常反感,也会立即改变态度,虚心请教,言听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