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观和我国政府债务的分析

欧洲多个国家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美国的政府债务状况也出现恶化.虽然我国政府债务情况还不算严重,但在财政赤字长态化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债务的前景不容乐观.因此,现在是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重新反思财政赤字观的时候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赤字观发生过四次转变.这些转变既有观念进步的因素,也存在着忽略财政赤字的不良影响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在对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中建立动态预算平衡的财政赤字观,以立法的方式限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比例.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

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不仅有助于深化预算改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人大预算监督包括信息、对话与强制三个维度。基于这三个维度的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随着预算改革的推进,人大预算监督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是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促使政府更好地对人民负责。     

资金短缺问题探究——从软预算约束理论视角进行分析

企业资金短缺是我国转轨经济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从软预算约束理论角度分析资金短缺问题,我们认为是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投资需求过度,产生投资饥渴症,引起资金短缺.这是因为在软预算约束下,企业形成对外部救助的预期,这种预期导致企业对资金的价格变化变得不敏感,资金价格和企业收入无法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只要软预算约束存在,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就是无止境的,就会永远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算好财务账：破解大学发展规划执行困境

大学战略发展规划虽是高校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常无法有效执行。通过以算好“财务帐”为切入点,以国家“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Y大学为例,从分析该校“十一五”末期的财务状况,判断出“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经费收入与办学成本支出构成,推导出发展资金;同时,将发展资金与重点规划工作任务经费预算进行比较,在二者呈负相关系时建议及时调整战略规划、开源节流、筹集资金或加大学校发展“短板”投入和民生建设等,为破解大学发展规划编制实施困境提供参考。     

浅析企业集团的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 ,尤其是企业集团 ,导入全面预算管理更具现实意义 ,同时也是企业集团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准加强科学管理的标志。本文试探讨企业集团推行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体系、预算内容和预算流程等方面的理论问题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政府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论推进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

建设现代化的公共预算体系,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虽然当前我国在公共预算的各个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与现代化的公共预算相比,我国公共预算体系还不完善,仍有诸多的不足和问题.因此,推进公共预算改革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下一步政府改革可供选择的一个突破口.本文从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分析视角说明为什么公共预算历来是政府职能的核心,公共预算改革为何成为下一步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当前中国预算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公共预算改革取得的进展与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推进公共预算改革的三点对策思考.     

从碎片到整合: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究——来自A区的案例研究

预算分配碎片化已经成为阻碍预算分配效率改进的重要因素,也成为预算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碎片化权威体制模型认为权威的碎片化是结构性,程序性的改革政策将强化权威的碎片化程度。文章通过对广东省A区项目绩效预算改革的经验研究发现,项目绩效预算改革通过专家独立评审、项目化评估和整合性政策要求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因功能管理、信息不对称和切块预算导致的预算分配碎片化格局。这种整合是通过将政治冲突排除到预算过程之外而实现的,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预算从属地位的回归和地方政府统摄能力的增强。     

协商机制在预算审议中的引入:财政民主之程序构造

以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促进立法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公共预算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价值.作为财政民主的制度根基,公共预算内在要求扩大公民参与,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我国上海市闵行区的人大预算初审听证制度为探讨公民与政府协商沟通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范本,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协商机制引入预算审议过程,关键是通过法治途径确保预算公开,构建起公民参与财政预算的程序机制,最终实现对财政预算的民主控制.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命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拨改贷”，“放权让利，”“承包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创新制度旨在通过成本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残缺的债务债权关系使“公地悲剧”故事在信贷资金运行领域的凸现出来。创新制度的实行，并未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程符合创新制度供给者的主观模型：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同制度变迁前的情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