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词人曹溶大同裁缺归里时间辨正

曹溶（1613—1685）,字洁躬,一字鉴躬,号秋岳,一号倦圃,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著名词人,有《静惕堂词》一卷。清人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中说：“国初……长短句……倦圃领袖一时”,评价甚高。邓之诚说：“溶填词最负盛名。”朱彝尊认为“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把曹溶作为浙西词派的“先河”。曹溶以其创作成就,对清词的中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提倡和推动作用。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唯美的偏至——拉斐尔前派综述

拉斐尔前派运动是一场从绘画领域扩展和延伸到文学领域的文化思潮运动,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奠基石.文章论述了拉斐尔前派的形成、发展,并对其主要成员进行了界定.     

论对物权、对人权与向物权概念的缘起——兼论注释法学派及后注释法学派对债权物权区分论的贡献

注释法学派以及后注释法学派法学家们关于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区分,构成了德国法上的债权物权区分说的重要渊源之一.注释法学家与后注释法学家使用了ius in re一词,后注释法学家还对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后注释法学家已经开始将ius in re与ius in personam相区分;再次,奥尔良法学派首先提出ius and rem概念,该概念对后世的债权物权区分说甚至民法学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这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同。然而,在这种公认的"合力"中,却排斥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所起的作用。七十年过去了,何应钦力主"讨伐"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解决,却为研究者所忽视。何应钦力主"讨伐"并非"取蒋而代之",而是救蒋脱险。何应钦也不是"亲日派"。如果上述陈说定谳不矫正,那便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维也纳古典乐派低音提琴调律法的发展与作用

18世纪维也纳古典主义时期,低音提琴演奏技巧日益成熟,低音提琴被纳入交响乐团编制,大量独奏作品问世,随之带来的演奏要求促使各种调律法产生和兴起.本文从古典乐派低音提琴调律方法论出发,阐释调律法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剖析维也纳调律法对演奏实践的重要影响,从而探究调律与西方古典音乐发展的相互作用.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