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艺概》的修辞论（上）

晚清刘熙载的《艺概》是一部集古人修辞观大成的著作。它通论文、诗、赋、词、曲、八股文等多种文体的修辞特色，探讨了文体之间的关系，论及修辞理论、章法、句法、字法、“眼”及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它既有对前人修辞观的继承，更有自己的众多创新。《艺概》应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李白乐府的类型化与个别化

李白乐府点化旧作而自出新貌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间接抒情和穿插议论,使题旨不变而寄寓个人情志;二是题旨不变而转换感情基调,以表现特殊的态度、作风和趣味;三是改造诗篇的程式,使传统场景得以保留而改变其功能。借助这些手段,李白乐府既充分显示了乐府诗的"类型化"体制特征,又是高度体现了作者个性和艺术创造才能的"个别化"作品。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论修辞学的得体性最高原则

语言的得体性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本文着重在比较中探讨、论述了这一观点与“题旨情境”说、“审美价值”论等的区别，与修辞表达效果的关系，认为牢固确立这一最高原则，并贯穿到底，完全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崭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     

修辞方法与题旨情境的适应

修辞是人们准确表达生活的必要手段。修辞要适应题旨情境,要根据作者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恰当地运用各种修辞方法,以达到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的需要。修辞方法是题旨情境的表现形式,题旨情境决定修辞方法的运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     

汉语修辞学研究近况

本文根据宗廷虎、李金苓、袁晖等合著的有关修辞学史专著，首次在国外刊物上系统地评价了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盛况，概述了中国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修辞研究取得的长足发展，肯定了上述修辞学史专著的特点和贡献，并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和学科建设的高度，说明翻译介绍修辞专著的重要意义，提示我们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应进一步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婚情性观念综论

《红楼梦》所反映的婚、情、性观念既不同于历代同类作品的含蕴,又揭示出时代意识的萌芽。其特质是: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婚情性状貌的科学剖视,抽取了起着主导作用与揭示本质内涵的悲剧题旨。二、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婚情性观念的理性思考,褒扬符合中华民族人文理念的正面价值。三、作者敏锐捕捉反映时代民主气息的爱情意识,彰显“心心相印”的真谛。四、作者跟上时代的步伐,将“一夫多妻”的负面价值,赋予尊重女性的“泛爱”蜕变。这种具本质意义的蜕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价值的蜕变。     

唐代古体诗的句法配置修辞

讨论句法配置修辞有利于在比通常的句法选择和句法变异更高的层面上深入认识句法运用与修辞的关系。唐代古体诗的句法配置修辞,处处体现着语言运用服务题旨、适应情境的宗旨,为后代研究者和创作者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莺莺传》在宋元时期的流变及题旨差异性刍论

唐传奇《莺莺传》流传数百年,从宋代秦观、毛滂《调笑令》、赵令畴《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西厢记》,经历了从本事缘起,因袭发展,根本改造的演化过程,到元杂剧《西厢记》已定型臻于成熟。由于作品产生的客观时代背景,作家主观思想心态的及经历,文学接受的欣赏习惯与心理态势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些作品的思想题旨以及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形成了西厢故事深厚的艺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