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景气复苏及其前景展望

新世纪初,日本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复苏,摆脱了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长期停滞局面。这次景气复苏的特点是波动起伏、出口带动、民间主导和发展很不平衡。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经营方式调整、结构调整、科技投入和科技进步、出口增加、“中国特需”和超金融缓和政策是景气复苏的主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这次景气复苏有可能延续到2007年。在外部因素中,美国经济减速将成为影响日本景气复苏的不利因素,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特需”将继续成为推动日本景气复苏的有利因素。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同形异质：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的超越——况周颐寄托论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承继了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传统,提出了"身世之感通于性灵"的寄托理论。他强调性灵与寄托的浑融合一,提倡来自性灵,不能自已,自然流露的寄托。况周颐寄托论是以性灵为本的,它与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同形异质,是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的超越。     

死亡哲学:灵魂不死的历史追溯与深层思考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灵魂不死的思想，其特点是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人性的觉醒，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随着佛教的渗入和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以业报轮回为核心内容的灵魂不死观念的变相。而佛教灵魂不死所具有的道德威力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近代思想家们崇尚的灵魂不死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功用，使灵魂不死延伸为一种贯穿自我、民族、国家和人类并跨越时空的永恒精神。它启迪现代人从更深的层面上思索和追求人类历史留下的不朽精神与风采     

“心即理”辨

程朱"性即理"、阳明"心即理"的论断,为宋明理学之道德形而上学基石.考虑到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故若要儒学为人们所理解,必须从根基处重新阐释,本文遂尝试提出意义世界说,以解决这个"儒学现代化"中奠定基础的关键问题.程朱、阳明断定人的存在中内涵着天理(诸先大儒称作本性或本心).是一个正确的论断.错误之处在于对其来源的解释.本文论证,天理并非源于天命,而是来自客观地存在于文化中的意义世界.本文以笔者早年提出的"'我'之六义"说阐明,人的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之维,此维由意义世界浸润化成.立此说,极容易解释,常人何以未有天理之全;修养用功,致力处全在观照意义世界价值内核并化入自身,遂可判定朱学高于阳明学.并据意义世界说,对牟宗三"智的直觉"、"良知是呈现"说之得失作了评判.     

浅析我国对死者名誉受侵的精神损害赔偿

有关死者名誉受侵时是否可索要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当前的理论及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结合当前有关民法理论的新动向，通过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剖析，论证了在我国有效实施在死者名誉受侵时， 其近亲属可索要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建议。     

浅谈英语翻译中几种常见的方法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从事各种语言翻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提高翻译质量,做好翻译工作,有必要对翻译的规律作一番研究和     

再议金本位制和30年代大危机:起因、扩散和复苏

本文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因素,尤其是"一战"后所恢复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国际黄金本位制,对于扣动大危机的直接爆发,以及其世界性的传导和扩散具有举足轻重的负面影响。金本位制、传统平价,以及预算平衡的理念是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类经济思想积累中的宝贵遗产,路径依赖性政策抉择的代价是高昂的;同样地,30年代危机的走出也和对这些传统思想与政策的扬弃直接相连。虽然今天金本位制已经远离了我们,但在了解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传导机制,以及不同的应对措施对于走出危机的作用等各个方面,30年代大危机都留给了我们大量值得反思的理论和经验。     

你死了，有多少人会哭

看着这样的场景。妻子使劲拉住我的手。我无限感慨地说：其实．人一辈子的成就。不在于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财富和荣耀，而在于你死后。有多少人会为你真诚地掉上一滴眼泪。     

两种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之间

“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