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     

现代汉语分裂句焦点分析

分裂句是用来强调句子的某一成分。现代汉语分裂句具有三种结构形式,即,“是……的”、“主……是……的……”及“主……是……的”,“是”和“的”组成了分裂句的结构形式,其中“是”为焦点标记,“的”具有时态标志性特征。现代汉语分裂句中的焦点可分为原位焦点和非原位焦点两类,非原位焦点又可分为内在焦点和外在焦点,外在焦点具有话题性特征。     

从促进儿童自我生长的角度解析杜威的“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生长"是杜威一个重要的教育观,它属于一种新的儿童观和发展观。杜威特别重视儿童的自我成长,认为儿童自身具有向上生长的能力。本文从促进儿童自我发展的角度解析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的内在涵义,分析当今我国儿童教育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以及探讨如何促进儿童的自我生长,以期实现从理论上为教育理论提供依据,从实践上为教学实践提供借鉴。     

死里逃生

古代某国在处决死囚之前,要抽签请神来判决：法官在两张小纸片上分别写上“死”和“生”两个字,凡能抽到“生”字的死囚,都可以得到赦免。     

"化身"阅读: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体验

传统意义上的读解过程仅仅是对文本预设意义的找寻和发现,而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在文本形式与内容上最大程度地解放了读者,而且提供了读者自由出入文本内外,化身为多重身份的可能性。科塔萨尔的《公园的延续》在内容上游离于真实与化身、相关与相离之间,形式上竭尽自由之能事,读者在体验到文本的非延续性、消解性、虚构性的同时,亲自化身为被谋杀的对象,"读者之死"的主题播散于文本内外。     

"媒介即讯息" 一种现象学的媒介本质观

"媒介即讯息"作为麦克卢汉的传世名言,向来为传播学界所称引.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一论点向我们揭示了作为"世界"本身而直观呈现出来的媒介本质.它的提出表明麦克卢汉凭借对媒介的现象学观照而从生存论层面阐发了其所富含的哲学意蕴,从而突破了传播学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传统思维,于后两者所持有的科学主义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本质观之外,在有关媒介意义的问题上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途径,并由此通过提供一种面向人类一切经验的"思的可能性"而敞开了传播研究的思维视域.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试论陆九渊的儒释道三教会通思想

陆九渊面临的时代课题是构建一个可以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的背景下,陆九渊不可避免地要与禅师道士交往。陆九渊与佛道交往为其思想的形成储藏了丰富的营养,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陆九渊对佛道的利用与吸收是全面性的,涉及到本体论、心性论及修养方法等方面。陆九渊站在维护三教所均有者与承续孟子道统的立场上,主张三教会通,吸收佛道的思想,以道外无事的本体论、心即理的心性观及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为纲要建立了融通儒释道三教的心学体系,成为儒家主张三教可以合一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