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交互作用与唐代长安风俗

本文从不同习俗文化中审美情趣、审美意蕴互相接触、碰撞、交流、渗透的角度,分析唐代长安风俗与西域风俗进行审美化合运动的种种形态;从当时风俗文化发生审美变更的侧面,反映了唐人大胆吸取异域文化精神的襟怀以及唐都文化开放舒展的气象。     

"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

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 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鬼"文化想象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作家通过对乡村鬼文化风俗的书写,展现了其中蕴含的血泪悲剧,揭露了宗法社会暗藏的"鬼"影.这些又是和乡土作家的创作意图、身世背景等密切相关,乡土小说里的"鬼"文化逼视,体现出乡土作家"别样"的现实关怀,并且"启发"了后来的乡土小说的"鬼"的文学想象.     

盛唐时期贵族群体的择婿风俗——以唐玄宗时期驸马为中心

作为封建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制度,至唐代已日臻健全。唐代实行的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内部"内婚制",政治需求的考量、注重姻亲旧眷、门第等级观念、科举观念等都对盛唐贵族的择婿标准有着重要的影响。盛唐时期贵族的婚姻一方面具有开放自由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严谨刻板的一面,研究盛唐时期贵族群体的择婿风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盛唐时期的社会风俗和民众心理。     

文化圈理论之下的青海河湟汉族求子风俗探析——以湟中县为个案研究

河湟文化圈中汉族一直是文化的主角之一,汉族入迁河湟地区后,在文化的叠加中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河湟汉族在重血缘的观念之下求子(尤其求生男孩)风俗较多,除传统汉族的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缘影响,此观念对河湟世居他族也发生了文化涵化。本文以湟中县汉族为个案研究当下河湟人生仪礼、节庆民俗活动等方面的求子风俗,通过对湟中县的祈嗣民俗事象描述,认识文化圈文化涵化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

受顾炎武风俗观影响,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赋予古语"风俗"以新意,有了民族性的内涵。以俗观史、以俗证史、以俗写史,成为邓实等人风俗著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英文Folklore的影响,古语"民俗"也有了新意。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助产士,更多指陈民间文学的"民俗"同样有了民族性的意涵。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出现了风俗与民俗的混用,最终民俗胜出。然而,在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全面莅临之际,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     

从帛书到领巾书:软质书写载体的风俗学意义

帛书是以丝帛为书写材料的文字构件。春秋战国时的帛书多涉占卜之事,楚帛书则更注重书法的独特性。从帛书到蚕茧纸书再到纸张书法之路揭示了中国书法的独特性,在柔质材质上书写的惯性直接刺激了书法家的想象力,并促使书者在多元性书法载体上的书写尝试,在衣服上书写的现象即为这种书写惯性的一种自然延伸形式。衣书出现在南朝时期,并发展出一种专门在女性裙带上书写的品类,又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一种书领巾书法形态。领巾书与裙带书具有强烈的风俗性价值,并对后世时装业的展示方式有影响。绢帛书在非人体形态上的方法还包括扇书。题扇书以及书裙带的习惯承续了中华文化中较为隐秘而优雅的元素,展示出一种阴柔温婉的审美格调,人们仍可在当代大众表演、广场艺术和行为艺术风潮中寻找到古老的裙带书的传世形式,裙带书在商业书法领域更是获得了较大的存在空间。     

班固“采诗”说的风俗维度

班固描绘、构建了先秦"采诗"制,对所采之"诗"的风俗内涵与价值功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视"知天下"为旨归,欲借此以知"风"、"俗",进而实现其"移风易俗"的风俗政治理想。基于同样的思想维度,班固又对汉乐府"采诗"的风俗意义予以了现实审视,这呈现了其"采诗"说的另一构成及其风俗维度的其他侧面。深入研究可见其在风俗学、《诗》学研究领域及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意义。     

少数民族风俗文化

民俗文化又称传统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近年来,民俗文化产业在全国各地兴起,早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框架,例如新疆、内蒙和西藏地区,已经初步展现出一定的规模化发展和个性追求。     

论宋代石窟色彩观

宋代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主要分布于两川的大足和安岳、陕西延安、浙江灵隐、湖南江永等地,尤其是重庆的大足石刻最具代表性,不仅堪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辉煌总结,也是宋代石窟艺术的典型之作及设计意匠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其独特的色彩观及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作为宋代石窟艺术的缩影,在色彩设计上体现了形色同构、圣俗通约的特点.作为两宋的“时代色相”,其色彩观念系统体系为历时性、规约性、共时性、经济性、技术性、感知性、无意识、比兴性;作为宋型文化思想的物质化承载,标志着佛教石窟艺术彻底完成中国化、风俗化和道儒石窟高度成熟化、体系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