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理论之下的青海河湟汉族求子风俗探析——以湟中县为个案研究

河湟文化圈中汉族一直是文化的主角之一,汉族入迁河湟地区后,在文化的叠加中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河湟汉族在重血缘的观念之下求子(尤其求生男孩)风俗较多,除传统汉族的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缘影响,此观念对河湟世居他族也发生了文化涵化。本文以湟中县汉族为个案研究当下河湟人生仪礼、节庆民俗活动等方面的求子风俗,通过对湟中县的祈嗣民俗事象描述,认识文化圈文化涵化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浪漫的情怀 神秘的边地 率真的生命──沈从文创作对楚巫文化的承袭

沈从文是在湘西那块古老神奇的丰沃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以其结构灵活、形式自由、感情色彩浓郁、文笔质朴清新、表现湘西边地风情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以湘西这块特殊地域上源远流长的楚亚文化对沈从文的熏陶、影响,来探讨他作品中显示的那种浪漫的人性世界、独特的民情风俗以及雄健的民族生命元气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沈从文小说的文化视野与审美倾向。     

试论南宋定都临安

绍兴八年（1138年）前,南宋政权在选择都城时,朝中大臣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临安和建康两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易于控制富庶的江南。经济及交通等因素不是决定两者谁作为都城的首要条件。建康的优势在进取,临安的优势在防守。南宋政权定都临安,除了实力不济与气候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文化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     

西汉的风俗观：以儒家为中心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岭南春节风俗嬗变的动因与中介

岭南人大都来自中原,他们在江河湖泊密布、四季如春的濒海地区创立了新的家园.其春节风俗多姿多彩,既古老而又年轻,处处进发出南北交融、中西撞击的火花.它既秉承中原流风,又受异域文化的影响,自成一格,包容创新.他们在圣诞树上挂上了红包,把圣诞老人换成了中国的财神爷,给民众派发利市;他们舞狮舞龙出飘色,逛花街、斗锣鼓、唱八音、办年例,万人围餐"大盆菜",充分展示亲情、族情、乡情,欢庆人性的复归,一直闹到元宵游灯屏、行通济,传统节庆的气氛相当浓烈;他们又借助毗邻港澳的优势,传递你我,向中外友人展示我们的节日文化,影响所及,五洲四海,以至周边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朝鲜、韩国,次及欧美的唐人街、中华街等,也挂起了大红灯笼、中国结、中国字画,透出了浓浓的中国年味,中国年的文化魅力,大有超越圣诞、成为世界性的节日之势.     

由《麻尼台》看井石的创作

本文以井石的《麻尼台》、《张八爷淘金记》等作品为对象,探讨了他的创作风格。认为作者对乡土的挚爱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是过于狭隘的眼界也影响了其创作。     

“关里”的“纸偶”

无疑,这是一段困难的时期。守护人、传承人、资金、政策各个环节一直在尽力寻求链接点。无疑,这又是民间艺术涅巢的必经时期。形式、内容待解构、重构才能形成新的力量。守护“白龙纸偶”发源可追溯至周穆王时代,初期制作用木材,故称木偶,多用于丧葬陪葬;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木偶被带到四川,汉末起就具表演功能的木偶,自此演变成一种集制作、表演、舞台、音乐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并逐渐与当地的风俗文化相结合。     

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

受顾炎武风俗观影响,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赋予古语风俗以新意,有了民族性的内涵。以俗观史、以俗证史、以俗写史,成为邓实等人风俗著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英文Folklore的影响,古语民俗也有了新意。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助产士,更多指陈民间文学的民俗同样有了民族性的意涵。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出现了风俗与民俗的混用,最终民俗胜出。然而,在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全面莅临之际,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     

月下竖琴与阳光之剑──现代小说中的婚俗研究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婚恋风俗描写为媒介,通过对儒教文化区和非儒教文化区婚恋风俗的描写分析,揭示了民族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并进而发掘了现代小说的文化学内涵。以上述本文分析为基础,文章又对沈从文、王鲁彦、许杰等的创作动机作了另一方面的解释。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