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

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运动，古风中的乐府和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以满足对声乐歌词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唐时代，直到词体形式的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因此，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可以看作词体发生的前夜。     

试论后村的写景诗

后村的写景诗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接受王维、姚贾和四灵的过程;其次是接受韩愈、孟郊等人的过程;最后是一个熔铸议论,超越写景的过程。后村写景诗的特点首先是直书所见,绝无“滑溜机械”的缺点;其次,后村出游时对古人的碑帖和题诗尤为感兴趣,总是一目十行地诵读或者长时间地把玩。因此,后村的山水诗充满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浅谈唐代音乐诗

唐代音乐发达,音乐文化是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音乐诗创作颇为兴盛.首先,内容题材丰富多样,有对乐器的描写,有对音乐之声的描写,有对歌舞样式的描写等;其次,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以声拟声、以形写声、侧面烘托等.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从汤义仍到钱牧斋——一种“诗道”理想的确立

汤义仍与钱牧斋的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不仅展现出钱牧斋"诗道"理想确立的具体情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末儒家学术体系向传统复归的内在趋势。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     

论台湾图像诗——从艺术表现论的实验性层次谈起

台湾图像诗产生于台湾现实生活 ,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探索浪潮中的产物 ,虽然只是一现的昙花 ,但它较之“千年一贯制”的古典诗歌 ,在话语空间与符号编码上作出了越轨式的突围 ,在我国台湾新诗发展历程中的功绩和作用不可磨灭     

小说《恶心》的思与诗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阐释生命意义的诗性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追问人生价值的哲学言说。小说《恶心》就是思与诗密切相依的典范。它昭示了人如何从萨特哲学对本质所界定的事实性否定命题通向对存在所设想的价值性肯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