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风雅词的内容、语言和结构

文章从内容、语言、结构三方面对风雅词作了大致的论述。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

本文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和外交公务等方面 ,探讨维新派政治家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的作为与体验 ,并由此揭示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对黄氏忧国意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等思想的深刻启迪     

读书之“雅”

读书,从书中领略快乐是一种享受,而以书会友,以书交游,以书游艺,亦被视为雅趣。.陶渊明曰:“息交游闲业,卧起弄琴”,把整个身心放在读书、弹琴、书画上,固然是高雅,但刘禹锡“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也是一种风雅。苏轼就认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读书的人,交往谈天也令人生厌,显得浅薄虚浮。     

明初诗学的复古意识及其成因

明初诗学有着浓厚的复古意识,论诗论文尊崇前代优秀创作,创作上主张宗古。明初诗学有着如此浓厚复古意识的原因在于明初奉行的文化经典主义、台阁文风鸣盛、鸣治的价值需求以及各文学流派复古的传统与现实诉求,它们共同作用,给明初诗学打上了浓厚的复古烙印。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文学作为读书人的必修科目并没有被列为早期教育的专门学问。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以后,大学“文学”状况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专业”与“趣味”之分,“文学”已经成为大学里的重要专业或者主干课程。但大学文学教育不是要造出专门文学家,相反却要有利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深入展开。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元代诗坛"宗唐"的理论倾向

元人"宗唐"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唐诗风雅论、江西诗派唐诗观之余响、宗唐复古论、唐宋因革论、学唐创新论等五个方面.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杨士弘的<唐音>是元代两部研究唐诗的重要著作.出于对"唐音"的追摹,关于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众多的观点,众多的诗学著作,汇成了整个元代诗坛"宗唐"的洪流.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试论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文儒思想及其文学影响

从盛唐后期开始,由于政治背景和学术风气发生变化,文儒的政治地位下降。他们思考社会人生、构建理想政治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致君尧舜上"的共同抱负使得这一时期以"匡君"为目的的政治文学盛行,比如为批评讽谏君主而作的乐府诗,以及由元结明确提出的恢复"采诗"的乐府理论等,都强化了乐府的政治职能,中唐新乐府运动正滥觞于此。而"再使风俗淳"则要求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以文学为手段来恢复礼乐和道德。为了复兴礼乐,许多文人创作了"补诗经"、"补乐歌"的复古组诗。安史之乱后社会道德问题凸现,"先道德后文学"的观念逐渐形成,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加强,"穷者精神"被强调出来,文学理论上"风雅"传统的重心也逐渐由"雅"转移到"风"。     

《龙眠风雅》的编撰及其地方文化权威的建立

《龙眠风雅》是桐城学者潘江为了应对明末清初桐城人文昌盛,却文献缺失、地方失语的尴尬处境,而编撰的大型乡贤文献。清朝初期,桐城望族兴起,地方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龙眠风雅》“宽以收之,严以选之”的编选方式,满足了此时桐城家族“表彰父祖、显亲扬名”的情感需求,并具备“以备国史采之”的文化意义,所以受到乡族的广泛支持。清嘉道年间,因“汉学”的不断发展,桐城赖以生存的“宋学”理论传统遭到破坏,桐城文人的乡贤文献编撰目的开始由“表彰宗族”转向“地域认同”。《龙眠风雅》以乡人为收录主体,以弘扬地域文化为核心主旨,这种乡贤文献合集的编撰行为,顺应了嘉道时期桐城学者建立地域认同的现实需求。其“清真雅正”的选本理念,也始终未脱离桐城士人崇尚“宋学”的价值理论范围,最终奠定了《龙眠风雅》“堪为龙眠史志”的地方文化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