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隐喻

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延续了作家一贯以来对食物书写的深刻关注,通过刻画未来社会里食物丰腴与匮乏的不同场景,凸显了食物营造政治力场这一创作主旨。具体而言,小说将进食、喂食、同类相食等行为转化为文学隐喻,着力描述了食物与个人身体、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之间的深层关联,食物不仅是权力阶层规训民众身体的媒介,还隐秘地参与到家庭和社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折射出人性的欲望和西方文化如弱肉强食、过度消费与进食等内在痼疾,从而揭示了饮食与身体、象征性的进食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唐代的蝗灾再认识

唐代蝗灾严重,蝗害导致米价、粟价上涨,导致饥荒,影响士子应举。＂灾异天谴＂说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占有很大的市场。佛教文献中有专门预防、消除蝗害的咒语。当时出现了罕见的食蝗现象。统治者在面对蝗害时,采取了＂祷祈＂之法,当然,皇帝也通过下罪己诏,以正仓、义仓进行赈贷,并遣使者进行慰问,令灾区政府收葬死者、为受灾农民发放种子等措施来救助灾民。一些良吏也在各自境内采取了预防蝗灾、救灾的措施。当时的捕蝗方法主要有焚瘗之法,遣使者捕蝗,出赏钱鼓励民众参与捕蝗。姚崇灭蝗的功绩及焚瘗之法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不过此次捕蝗为后世提供了治蝗的经验。另外,唐代出现了生态灭蝗的现象。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爱的世界人性的荒原——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灵魂扭曲的思考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而其中的主人公曹七巧也被作者认为是最彻底的人物。张爱玲以她的深邃、透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因情爱及金钱而心灵扭曲的女人。灵魂严重扭曲的七巧是顺着被动的“自食”与外张性“食人”两个方向发展,并且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悲剧。文章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方面透视这种悲剧产生的原因。     

奉节县拟定“十二条”加强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

一是加强领导,认真落实责任制。区教委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层层落实了防控工作责任,建立了层层负责的工作机制,对各类中小学防控春季传染病工作进行部署,确保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二是落实各项卫生防疫措施,消除疾病发生与传播的隐患。各学校食堂采购食品原料时,坚持索证制度;加工食品时要确保煮熟煮透。保持食堂环境卫生,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水源的管理,严防各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

季氏当国，把持鲁政，鲁昭公于廿五年立意铲除季平子势力，大夫子家驹以牛马尚能“对委己者柔”的道理相劝阻，隐喻鲁国民众则也会“顺于食己之人”。但未被采纳。结果政变流产，昭公长期逃亡国外并客死晋邑乾侯。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篡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于是“得民”比“得名”更有道义力量。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     

利用慧鱼模型组合包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成为各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慧鱼模型培养方式以及培养成效两个方面阐明应用该模型组合包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齐口裂腹鱼幼鱼对水温和溶解氧的耐受力研究

本文报道了齐口裂腹鱼幼鱼对水温变化和溶解氧 (DO)变化耐受能力的试验结果。其幼鱼生存的临界水温上限为 33.5℃ ,下限为 0 .8℃ ,适宜生长的温度范围是 5— 2 7℃ ,在此温度范围内水温与其摄食和生长成正相关。幼鱼的窒息点为DO =0 .5 8mg L ,当DO =1.2 8mg L时 ,出现明显的“浮头”现象     

秦汉行书律与帝国行政运作

秦汉帝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邮驿系统, 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 首先, 秦汉实现了 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 其行政过程文书化, 保证并实现政令通达的政治需要是高效的邮驿系统产生的前提, 而秦汉道路交通的发达以及设施的完善又为邮驿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 秦汉邮路以首都为核 心, 向各郡、 县以及边境呈网状分布, 郡县政府设立相应的职能机构, 并配备足够数目专职邮人。 邮递方式 多样, 邮间距合理。 再次, 《行书律》 通过对邮书类别划分、 邮递速度、 交接手续、 封检等保密措施加以规 范, 保证了邮驿系统的高效、 快速、 安全、 正常运转。 最后, 完备的邮驿系统衍生了督邮的监察属县功能, 和为公务差旅官员提供食宿和交通车马的功能。